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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China網訊】美國變了，我們所習慣的以基辛格為代表的國際主義美國精英讓位于特朗普式的民粹主義政客，可以說，這是回歸到了美國建國的初心。

我們需要重新了解美國政治運行機制和美國人的心態(tài)，要用更有智慧的方式與美國打交道。首先要清楚美國民眾心態(tài)比起其他大國更加內向，更關注國內事務。其次要知道多元化的美國社會絕非鐵板一塊，總統(tǒng)往往是少數派，應該下大功夫爭取跨國公司、華爾街、高科技企業(yè)及大學精英對中美關系的支持。第三，美國政治本質上是一場場法律博弈，中美談判實質是與美國律師談判，必須知己知彼，以其道還治其身，前提是必須在外圍雇傭美國頂級律師為顧問。

來源:新財富（ID:newfortune）作者:李稻葵

美國投資銀行家、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在他的回憶錄《與中國打交道》中，站在美國人的立場總結了與中國打交道的八條基本原則，其中第三條說的是“用一個聲音說話，而不讓中國方面感到很困惑”，第六條說的是“找到更多的方法說‘是’，而不是說‘不’”，以及第八條“依據中國的現實情況行事”……這些都體現了美國方面的頂級智慧。

但是如今，美國變了！

特朗普政府早已忘記了這些基本的原則，而熟悉中國的美國精英人士不屑與特朗普為伍，導致特朗普身邊的高參在美國屬于不入流之類，特朗普自己也經常發(fā)現他們不靠譜。

美國變了，這是當今世界正發(fā)生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基本點，而中美關系的變化正是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在此背景下，中國人實際上更需要一本《與美國打交道》的“實戰(zhàn)手冊”，回歸本質，用更聰明、更有智慧的方式與美國打交道。

那么，怎么與美國打交道？我認為，首先要從了解美國國內政治運行機制和美國人的心態(tài)出發(fā)，在此拋磚引玉，提出三個顯而易見的觀察和分析。

第一，美國的國內事物永遠高于國際事務。翻開《紐約時報》或者是《華盛頓郵報》，這些在美國最國際化的日報，你會發(fā)現每天排在頭五條的重要新聞中，一般頂多兩條是關于國際事務的新聞，其中關于中國的新聞更少之又少。而唯一全國流行的日報《今日美國》，更是如此。特別要注意的是，中國人極為關注的新聞，美國民眾根本不關心，比如說美國國會通過了《臺灣保證法》，這種新聞幾乎不會出現在美國的主流報紙中，因為其遠不如籃球明星邁克爾·喬丹的兒子進不了NBA選秀來得更有新聞價值。

這說明了什么呢？說明美國的百姓以及絕大部分的決策者以本國社會活動為最重要的關注點，即便是關心中美貿易摩擦，其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仍是美國的利益。由此看來，在考慮問題時永遠是“美國第一”的特朗普，在這方面并沒有任何的新意，只不過他的政策是極其短見的，而其他政治家可能更具長遠的眼光。

與此相關的是，美國絕大部分的政客和媒體人對中國極其缺乏了解，即便是在中國如此重要的今天。這里舉兩個例子。一個是2005年美國有兩個國會議員提出了人民幣匯率操縱的議案，當時他們就提出要對中國的出口產品加征27.5%的關稅。其始作俑者是來自紐約州的參議員查爾斯·舒默和南卡羅來納州的林賽·格雷厄姆，這兩位都沒有來過中國。那年有好事者請他們兩位來中國，第一站就到了清華大學的課堂，我在現場是點評者。在課堂上舒默公開說他是第一次離開北美，第一次拿護照。他可是來自于紐約這個如此國際化地區(qū)的重要參議員，以前沒有離開過北美，令人咋舌。另一個例子是，去年我邀請了五位在國際輿論界極具影響力的西方包括新加坡人物來對話，其中就包括在美國新聞界堪稱教父級人物、天天在電視上發(fā)表評論的卡爾·伯恩斯坦，他和伍德福德起始調查水門事件，最終扳倒了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他遠比中國人熟知的經常評論中國問題的托馬斯·弗里德曼更有影響力，而他也是第一次來中國。交談中我們談到了臺灣問題，他不無夸張地說：“臺灣，臺灣在哪里？我早就把臺灣忘記了，臺灣跟我們有什么相關？”這就是典型的美國人的心態(tài)。

結論是，必須要站在普通美國人的角度來考慮中美關系，才能真正地理解美國人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不能只關心哈佛、耶魯、華盛頓特區(qū)的精英人士在想什么，在說什么。特朗普時代，美國精英人士的影響力已經大打折扣。

美國的普通百姓之所以關心中國，主要是因為關心就業(yè)，他們擔心中國的崛起，拿走了美國人的工作，影響了他們的就業(yè)，至于中國消費品的價廉物美，相比于工作，遠遠沒那么重要！他們實際上并不太關心中國到底是排名第幾，這種普通百姓的政治偏好最終還是要反映在美國政客的決策中。盡管在美國首都的政客往往把中國視為頭號敵人，但對普通百姓而言，這話并不成立。由一個選區(qū)十幾萬普通百姓每兩年選一次的眾議院更多地反映了美國的這種心態(tài)，所以在歷史上美國國會兩次推翻了總統(tǒng)在國際舞臺上長袖善舞博來的利益，一個是在1944年布雷頓森林中談出的國際貿易組織ITO，另一個是一戰(zhàn)結束后1920年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提出并主導成立的國際聯盟。

已故的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本暢銷書《我們是誰？》中明確指出，美國的國民性是在17世紀初清教徒移民到新大陸時形成的。美國這個三面環(huán)海、只有兩個鄰國、普通百姓一生不出國都可以快快樂樂活一生的國家，其民眾心態(tài)比起其他大國都更加地內向，更關注國內的事務。這告訴我們，在和美國打交道時一定要把美國普羅大眾關心什么、想要什么牢牢地放在心中。要跟美國民眾講清楚，中國的發(fā)展同樣幫助美國創(chuàng)造了就業(yè)，比如，中國是通用汽車在全球最大的市場，且很多年都是除北美之外的第一大利潤來源地，在中國的運行給通用汽車帶來了大量的利潤，這個利潤保證了通用汽車在美國國內不解雇工人，幫助它背負起沉重的退休工人負擔，度過金融危機的難關，重回股票市場。

第二，美國社會永遠是多元化的，而總統(tǒng)往往是少數派，其決策經常是備受攻擊，總統(tǒng)的觀點代表不了全體美國人。我們習慣于把美國總統(tǒng)的決策當成全體美國人的決策，代表了國家意志，因此發(fā)動我們全部的能量，包括輿論能力，炮轟美國行政當局的決策。而現實卻往往并不是如此，現實中美國總統(tǒng)所受的壓力更多來自于國內，總統(tǒng)最大的對立面是國內政敵，而不是中國政府，因為美國是總統(tǒng)制，而不是議會制，所以總統(tǒng)和國會往往是分裂的，參、眾兩院和美國總統(tǒng)的關系常常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我們絕對不能把美國看成鐵板一塊，相反，應該積極識別、努力爭取美國潛在的對中國友好的群體。

從中美關系的各類利益相關者來看，美國跨國公司和知識階層曾經是最支持中美關系發(fā)展的。現在他們在一些重大方面發(fā)生動搖，但這并不意味著已經覆水難收。相反，我們應該下大功夫，爭取跨國公司、華爾街以及東西海岸高科技行業(yè)、各大學的精英人士對中美關系的支持。以這次華為案為例，事實上，美國包括半導體行業(yè)在內的高科技行業(yè)不支持美國政府關于制裁華為的決策，因為他們心知肚明，從短期來看，這將導致企業(yè)利潤下跌甚至經營困難，因為該政策將至少影響他們1/3的業(yè)務量；而從長期來看，他們將喪失從中國崛起中獲利的戰(zhàn)略機遇，因為該政策將打破這些高科技公司長期和中國“利益捆綁”的戰(zhàn)略格局，很可能促使中國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高科技生態(tài)。

又如，美國有些政客和意見領袖，例如班農以及達拉斯獨行俠籃球俱樂部的老板庫班，一直在叫囂要把中國的公司從華爾街踢出去。但是，這絕對是美國自己高級黑的餿主意。事實上，中國企業(yè)去華爾街上市，對華爾街而言極其重要。正因為有了阿里、京東等中國高科技企業(yè)在美國上市，才讓美國投資者可以分享中國發(fā)展帶來的紅利和增值。更重要的是，這是美國金融業(yè)能夠持續(xù)稱霸世界的根基，是以美元計價的金融資產不斷發(fā)展壯大、保障美元第一大國際貨幣地位的關鍵。因此，班農和庫班等人的叫囂頂多相當于球迷瞎評球。

再如，美國各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需要優(yōu)秀的中國學生持續(xù)不斷地輸入其大學體系，參與他們的科研，并帶來不菲的學費。所以，實際上，美國大學堅決反對美國政府針對中國留學生和中國學者的這種風聲鶴唳的、麥卡錫主義的調查。

總之，華爾街的投資機構，以及當前東西海岸的高科技行業(yè)以及大學，事實上可以成為中美關系的重要穩(wěn)定器。中方必須堅定不移地加強與這些社會群體的聯系，考慮他們的關切，通過他們對付特朗普比我們發(fā)動輿論攻勢要有效得多！比如，針對美國的跨國公司，必須講明白中國下一步開放的重點對象就是它們，但前提是美國必須放棄貿易保護政策。總之，我們一定要理解，美國絕對不是鐵板一塊，白宮的極端措施所代表的只是情緒化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而非整個美國。

第三，美國政治本質上是一場場法律博弈。以特朗普要求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修安全墻為例，他找到一個法律漏洞，即總統(tǒng)可以宣布國家緊急狀態(tài)法，繞過預算限制。國會議員明知總統(tǒng)鉆了法律的空子，卻有苦難言，因為，如果他們否決特朗普的這一預算案、挑戰(zhàn)國家緊急狀態(tài)法，特朗普有權否決國會，而國會又無法動員2/3以上的議員再否決總統(tǒng)。國會怎么辦呢？特朗普的對手民主黨人拿起法律的武器跟他斗爭。北加州一位聯邦法官直接判決特朗普的國家緊急狀態(tài)法違反美國憲法、不具有法律效力。特朗普對此十分惱火，到處說該法官原系奧巴馬任命、故意掣肘。但是，不管特朗普如何抱怨，他必須按照游戲規(guī)則辦事。下一個斗爭焦點就是最高法院是否認同該聯邦法官的判決。

按照此理，特朗普把華為列為國家安全威脅和受監(jiān)控對象，同時又聲稱華為是中美貿易談判的“籌碼”，無疑自相矛盾。中國的企業(yè)必須充分利用美國的相關法律法規(guī)跟特朗普周旋。例如，必須找準特別反感特朗普、又對科技公司和科技行業(yè)發(fā)展比較了解的聯邦法官，在其轄區(qū)發(fā)起針對特朗普華為政策的訴訟。這當然需要認真做好功課，必須找到美國頂尖的律師團隊。

特別重要的是，與美國談判，包括中美政府談判，本質上是與美國律師談判，必須知己知彼，以其道還治其身。以法律為基礎的美國政治運行機制使得律師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律師文化是深入到美國每一項政治運作中的，包括對外談判。談判中，律師的破壞力往往大于建設力，因為律師是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如果你不按合同辦，我該怎么辦”這類問題上，而不是“咱們一起頭腦風暴一下，找到第三個方案”。事實上，此番負責中美貿易談判的美方首席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就是律師出身。

跟美國的律師談判，要按照他們的思路和打法來與之周旋。首先，一上來就得“劃紅線”，講明哪些事情堅決不能談、剩下哪些事情可以談；第二，“步步為營”，一步一步往前走；第三，反復講明談不成對對方和己方分別有何傷害。寧肯沒有成果，也不可原則讓步，一旦確定原則，認真抓住不放。知己知彼的前提是必須在外圍雇傭美國頂級律師顧問。美國頂級律師的職業(yè)操守是一流的，職業(yè)信譽高于一切，超越國界，不該透露的信息絕不會透露。

總之，美國變了，今日的中美關系隨之正在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反復回歸基本點，重新深入地了解美國，要學會站在美國的立場考慮中美關系，更要熟悉美國政治運作的游戲規(guī)則。古人講“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這就是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重要思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