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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是由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發(fā)起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學術組織。論壇聚集了中國具有一流學術水準，享有較高社會聲譽并致力于中國經濟研究的近50位著名經濟學家，被國內外公認為中國高層經濟決策的“智庫”。

為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和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立二十周年，中國經濟50人論壇與新浪財經合作制作的《親歷改革》系列訪談，旨在記錄改革開放40年的親歷者和見證人。《親歷改革》第三集專訪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弗里曼講席教授，清華大學中國財政稅收研究所所長白重恩。白重恩教授從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到1994年稅改——新中國成立以來規(guī)模最大、范圍最廣泛、內容最深刻的稅制改革產生的影響，到提出“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的觀點。內容精彩且深入淺出，以下是采訪全文，特分享以饗讀者。

我經常對我孩子用那一年的例子，當一個人所處環(huán)境有所改變，其實只要你下點力氣，真是可以做到很多。

那一年，我都能記得我是多么的刻苦，因為實在是太落后了，我英語考了8分，那是一個很羞辱的事情。所以以后我每一天上學、放學的路上，都是拿著單詞本在背單詞，從學校到家大概是15分鐘的路程，我們那時中午也回家吃飯，每天至少是有一個小時在路上，這一個小時就是我學英語的時間。當然也很危險，也差點被車撞著，但是到最后，我的英語成績成為了班上第一。

1978年到1979年那一年，對我命運應該說是最重要的一年。我在1979年上了大學。我的家庭在1969年到1978年之間下放到蘇北農村。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農村的教育質量總還是跟城市的教育質量有差別。我們家在1978年的8月份，從蘇北的農村就回到了南京。1978年8月開始，我在南京的一個中學讀了一年，中學的最后一年，那一年對我來說就特別的重要。我現在回想起來，我那一年學到的東西可能是比任何其它時間學到的東西都多。

我的太太，是我的中學同學，我1978年去了燕子磯中學，我認識了她，后來就組成了我的家庭。在中學的時候沒有談戀愛，只是認識了，后來有了基礎，然后后來才成了一家人。所以，從家庭來說，那一年也是很重要的。

我后來上的是中國科技大學，在安徽合肥。那時候科技大學可能是全國唯一一所學?！呀處熍傻礁鞯厝フ猩８呖汲煽兂鰜硪院?，很快科技大學的老師就跑到我家里面，找我父母，也找我。我記得這也是一個小花絮，特別具有意思。那天因為高考完了嘛，就要放松，放松那天我就去看電影。然后在看電影的過程中，電影院在那個邊上打一行字，說某某某，有人找你，然后就看到了這個說，“白重恩，你家人在找你，趕快出去”，然后我就出來了。

出來了以后，家人就告訴我說，趕快回家，中國科技大學的老師來了，說是他們要招你。那我就覺得，受寵若驚啊，就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那個老師就跟我分析，他勸我報數學系，也是因為數學考分可能稍微高一點吧，就是相對于其它來說，然后對我挺有影響的。

另外，我父母也勸我就是去數學系。

我現在回憶起來，我還是覺得這是一個挺好的決定，盡管后來沒有繼續(xù)做數學，但學數學對我?guī)淼氖找娣浅４?，因為受數學訓練，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努力使自己變得更加嚴謹。

　　那一年應該說是中國科學發(fā)展的黃金時代，對科學是空前的重視，對科學家、特別是對數學家有非常廣泛的宣傳，那時有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就是陳景潤，另外兩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一個是楊樂，一個是張廣厚，也是數學家，都是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我當時的思想就是要成為一個有貢獻的數學家，我當時給自己立了一個很具體的目標，就是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數學教授。

　　后來就大學畢業(yè)以后，其實是先上了數學所，去做數學所的碩士研究生。然后在數學所期間，了解到有出國深造的機會。如果想做科學研究，出國深造還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決定申請出國，也有很好的機遇，當時我們有一個很有名的華人數學家叫邱成桐，他那一年訪問數學研究所，然后數學研究所就安排我去跟邱先生面談。邱先生對我也很鼓勵，我就因為這個就申請去美國讀數學博士，也很順利地被錄取了，而且就是被邱先生所在的那個數學系錄取了。所以，我非常非常興奮，覺得能跟邱先生學習是莫大的榮幸。所以，一點都沒有猶豫，就去了那所學校。

　　當時不管是大學生還是研究生，對國家的發(fā)展都特別的關心，而那時候又是討論我們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所以人們討論最多的就是怎么來讓中國的經濟變得更加強大，怎么來進行經濟改革。所以，我大學畢業(yè)以后到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讀研究生，那一段時間，因為大學應該說打的基礎還不錯，所以研究生的課程我覺得不是負擔太重，老實說當時逃課很多的。就利用這些時間，就去讀一些數學以外的一些書，也去了解一些其它的情況。那時候就對經濟學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個很重要的動機就是希望學了經濟學，就能夠更深入地更系統(tǒng)地來討論中國的經濟改革的問題，希望自己能夠在經濟改革中能夠有參與，能夠有所貢獻。所以，其實去美國讀數學之前，就已經有這個興趣了，希望能夠學經濟學。

我到了美國以后，第一次見邱先生，我就跟他提出來，我說邱先生，我實在對不起你，我可能要用您做跳板了。邱先生是華人學者中最有名的數學家之一，他對學生也特別好。我確實是覺得有點內疚，我就跟他說，我說我想以后改學經濟學。這一點我特別感激邱先生，他一點都沒有生氣。

邱先生非常寬容，他就一方面鼓勵我，另一方面，他還安排，他跟我說他做的那個研究跟經濟學可能關系稍微遠一點，他就建議我去讀數理統(tǒng)計，數理統(tǒng)計在經濟中的應用要更多一些，他把我介紹給當時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數學系里面做數理統(tǒng)計的教授，然后我就這樣牽上了線。后來我讀數學就是讀的數理統(tǒng)計，用了比較短的時間，用了三年時間獲得了數學的博士學位，最后就去讀經濟學去了。

　　【四十年改革歷程中，幾乎每個重大節(jié)點都伴隨著稅制改革。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經濟體制開始全面轉型，經濟過熱、通脹加劇、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偏低、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偏低、宏觀調控能力脆弱等財政經濟風險凸顯。在這樣的條件下，1994年推出了“一攬子”、全方位、根本性的稅制改革。】

　　1994年的改革，一方面理順了稅制，在那之后主要面臨企業(yè)的稅種就是增值稅、營業(yè)稅和企業(yè)所得稅。這是主要的，還有一些小的，像車船使用稅等等。像增值稅，它就是一個很先進的稅收的種類，因為它有抵扣的關系，所以就使得避稅就變得比較困難。所以我們就能更有效地來把稅給征收上來，也減少了很多為了規(guī)避帶來的損失。這是我覺得，那個是最最重要的一個稅收方面的改變。

　　另外就是中央的稅收占的比重增加了，使得中央來調控的能力加強，尤其是我們地區(qū)之間發(fā)展不平衡，我們對落后地區(qū)來支持。如果中央沒有財力，就沒有辦法對落后地區(qū)來進行支持。所以，那個94年的稅改，改善了中央和地方的稅收的關系，使得中央的調控能力得到增強。

【1994年稅改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規(guī)模最大、范圍最廣泛、內容最深刻的一次稅制改革。從根本上說，這次改革源于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轉型。有一位國家領導人曾經說過，對1994年財稅改革，無論怎么評價都不過分。作為清華大學中國財政稅收研究所所長，白重恩認為94年稅改是價格改革的重要前提?！?/span>

如果講中國稅收的改變，影響力最大的那就應該是1994年的稅改。之后我們也有各種各樣，歷年有其它稅收不斷的改善。比如說企業(yè)所得稅，本來是外資和內資企業(yè)是不同的稅率，后來兩稅合并，把外資企業(yè)和內資企業(yè)的所得稅的稅率統(tǒng)一了，然后取消農業(yè)稅等等，然后在最近的是我們營業(yè)稅改成增值稅，在那之前還有增值稅的轉型等等，這些都是不斷地完善稅制，而94年那一次是整個的把一個很低效的，帶來很多很多問題的這種稅制給取消了，建立了一個現代的稅制的體系。現在跟94年之后新的體系來比，只是邊際上做了一些完善，而94年就是一個脫胎換骨的一個革命性的改變。

可能我們普通老百姓不會直接感受到，但是它對于整個經濟的有效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94年稅改之前，我們對不同的產品都有不同的稅率。那個時候就很難說讓市場來決定價格，因為那個稅率實在是太亂了。如果你那個時候讓市場決定價格，因為稅率太亂，就會造成各種各樣的問題。所以，94年的稅改是價格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那么對我們一般人來說，可能直接感受到的是價格，我們會覺得，哦，我現在買東西價格是基本上由市場來定的了，這是稅改的一個間接的影響。

　　【談到改革開放的開篇，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fā)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堪稱里程碑。這篇文章在很多改革親歷者的心中重如泰山，因為它歷史性的確立了以實踐的發(fā)展推動馬克思主義前進、用發(fā)展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新的實踐的科學方向。】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我覺得這里面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如果還是老的觀念，被老的觀念束縛，就不可能去想那些改革的事。那么在解放思想里面，哪個很重要呢？我覺得就是當時進行了一場辯論，這個辯論就是有一些重要的文章，叫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在改革初期，它是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為什么它重要呢？就是我們要做改革，那就要有一個判斷，什么要改，什么要不改，怎么改，也要做判斷。判斷的標準是什么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果你現在的這個事，在實踐中它阻礙了經濟的增長，阻力了社會福利的改善，阻礙了社會的發(fā)展，那么我們就要把它改掉。如果一個事它有利于社會的發(fā)展，那我們就要堅持改。

　　所以，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對于改革來說，我覺得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就是它給我們一個判斷的標準來告訴我們什么該改，什么不該改，要改的話怎么改。這是我覺得，是我們改革開放中的最關鍵的地方，我們可能現在仍然需要不斷地解放思想，來幫助我們來找更加正確的改革的方法。

　　【40年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拉開了思想解放與改革開放的歷史帷幕，其中蘊含的實踐第一、實事求是、反教條主義、人民至上等精神，至今仍然散發(fā)出耀眼的光芒，顯示出超越歷史時空的價值?！?/span>

　　其實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觀念，我剛才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是不是還能夠繼續(xù)堅持這樣的標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后面還有豐富的內容。

　　我們說通過實踐看這一件事情是該做還是不該做，但是通過實踐看它什么方面，這是我們是隨著改革的進行在不斷地變，之前我們經濟很落后的時候，我們要追求增長。那么我們就要看實際中這樣的措施是不是有利于增長?，F在我們要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fā)展來轉變，那我們就要看什么樣的事是有利于高質量發(fā)展，什么樣的事不利于高質量的發(fā)展，通過實踐來檢驗這樣的事。

　　方法論上希望是堅持，仍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是判別標準我們是在不斷地在變，所以我們說從高速度增長到高質量發(fā)展，我們有一些判別標準在變，但是方法本身還是要看這個事在實踐中產生了什么樣的效果。

可能我記憶比較深刻的事就是取消糧票。我父親是一個非常節(jié)儉的人，他因為經過了三年自然災害那種經歷，所以就覺得糧票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東西。到后來取消了糧票了以后，才覺得很后悔，他說他攢了好多糧票，還都沒用。

但是那個事，其實對中國的影響非常的大。當時還有全國糧票和地方糧票之分，大部分是地方糧票，你拿著地方糧票到另外一個地方，你買不到食品，因為沒有當地的糧票，所以對人員流動的限制就非常大，尤其是農村人，農村的因為自己種糧食，是沒有糧票的，所以農民進城吃什么呀？沒糧票啊。所以，取消糧票不僅僅是傳統(tǒng)意義上說讓價格放開了，對于生產糧食的積極性有了更大、更強，帶來更大、更強的積極性等等這些經濟學里面說的這些東西。更重要的是使人們流動變得更加自由了，這可能不僅僅對經濟，對整個社會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長按識別下圖中的二維碼觀看《親歷改革》第三集完整版視頻。

作者簡介

白重恩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弗里曼講席教授、院長，清華大學中國財政稅收研究所所長、清華經管EMBA講師。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校區(qū)數學博士、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經濟增長和發(fā)展、公共經濟學、金融、公司治理以及中國經濟。

目前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十三五”國家發(fā)展規(guī)劃專家委員會專家委員、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國金融40人論壇成員、中國信息百人會成員、國際經濟學會執(zhí)行委員會成員以及亞洲開發(fā)銀行學院顧問委員會委員。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布魯金斯學會非駐會（non-resident）高級研究員。曾掛職擔任北京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副總裁。

本文由新浪財經整理發(fā)布

編輯：韓小旭

審核：張曉雪

責編：時曼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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