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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架起“中國橋”、修筑“中國路”、駕駛“中國車”，到建造“中國港”、鋪設“中國網”，中國在短短幾十年時間里交出了一份全球其他國家難以企及的成績單，“中國夢”的大美畫卷正一步步變?yōu)楝F實。

在“基建狂魔”的贊譽和驚嘆背后，高效規(guī)范、嚴謹細致的工程管理可以說發(fā)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而同濟大學沈榮芳教授，就是這樣一位善于運籌帷幄的“開路人”。

沈 榮 芳

生于1934年9月，江蘇江陰人，曾任同濟大學管理工程系主任、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上海防災救災研究所副所長兼系統(tǒng)工程研究室主任，中國人類工效學學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國際人類工效學協(xié)會理事會第一任中國理事等。

第一引路人

記者：您是“百年名?！笔心现袑W的學生？

沈榮芳：是的，我初中就讀于育才中學，高中是在清心中學，也就是現在的市南中學。

清心中學創(chuàng)建于1860年，有150多年的歷史了，可以說是上海歷史最悠久的學校之一。學校分為男中和女中，我姐姐在女中讀書，我讀的是男中，中間只隔著一條陸家浜路。

記者：當時的市南中學在教學上有什么特色？

沈榮芳：我記得上高中的時候，老師教的《三角》課程教材是英文版的，因此培養(yǎng)了我閱讀英文書籍的能力。

我最喜歡的課是數學，后來到同濟大學念書時，就喜歡上了投影幾何學，也稱畫法幾何學。記得第一次和第二次測驗，我的成績分別是100分、99分。想來，是有中學的底子與愛好在起作用。但我不是很用功的學生，有的學科還學得不夠好，特別是語文。

記者：您從小的志向就是當建筑師嗎？

沈榮芳：我們家里共有7個兄弟姐妹，只有我一個報考了同濟大學土木系。其中的原因，說起來也簡單。

早在育才中學讀書期間，我們家打算買一處新房子。跟著大人一起去選房子的時候，我對建筑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興趣。所以，就報考了同濟大學土木系。

記者：可以說，父母是您的“第一引路人”。

沈榮芳：我爸爸是做進口顏料生意的，經常和外國人打交道。為了提高英語水平，他還專門去讀了夜校。雖然他的英語口語并不好，但無論是哪個國家的人，只要會講英語，爸爸似乎都能跟他們做成生意。在他的影響下，我也學了幾句口語。

我父母的教育觀跟很多人不一樣。可能是因為我姐姐后來得了肺病退學的緣故，他們在家里從來不催著我們念書。他們認為，只要我們身體健康就好，考試成績差一點沒關系。所以，我們兄弟姐妹不算是很用功的學生，更不會像現在的一些孩子那樣拼命刷題。但是，上課一定要認真，聽懂老師的講解。

畢竟，我們那個時候大學沒這么難考。記得同班同學中，一起考上同濟大學的就有四五人。

1952年清心中學畢業(yè)集體照

轉向運籌學

記者：后來您從事運籌學研究，聽說與錢學森先生有關？

沈榮芳：大學畢業(yè)后，我留校任教，被分配到“建筑施工組織與計劃”教研室工作。這是一門敘述性的課程，說實話我不太喜歡。

我的老師翟立林先生很了解我。后來，他有一次聽錢學森先生作有關運籌學的報告。錢先生說，中國要開展運籌學的學習和研究，并把它運用到中國的實際工作中。對此，翟先生表示贊同和支持。

那時候，我們以學蘇聯(lián)為主，而當時蘇聯(lián)沒有運籌學。為了在同濟大學開設運籌學課程，1958年，我被派到中國科學院運籌學研究室進修兩年。由此，我就從“建筑施工組織與計劃”轉向了運籌學研究。

記者：在“白紙”上開展運籌學教學研究，是不是遇到了很多考驗？

沈榮芳：確實，遇到了一些困難。比如，沒有中文書，只有英文資料；搞運籌學，需要達到大學本科數學專業(yè)的水平，而我只有工科院校數學課程的水平。

記得《高等數學》的學習，我們大概學了360個學時，數學系卻學了整整4年，學時上就多出很多。

我首先面臨的一個任務，是要在一般工科大學生具有的數學基礎上，編寫一本比較系統(tǒng)、全面的《運籌學》教材，并給同濟學生開出一門《運籌學》的新課。

雖然難度很大，但只有迎難而上。當時，運籌學研究室主任是中國運籌學的奠基人許國志教授。遇到不懂的問題，我就向他請教。他有時候會花上半個小時甚至更長的時間，不厭其煩地教我推導數學論證過程中的難點。

研究室的其他老師、研究人員，也給了我許多指導和幫助。他們傳授給我的經驗，很大程度上成了我之后在教學、科研工作中的指路明燈。

記者：在同濟大學開設《運籌學》，有什么收獲？

沈榮芳：這門新課的第一批學生，主要是來自全國各地高等院校建筑工程管理方面的骨干教師。他們正好來到同濟進修，其中很多教師后來成為一些大學的校長、院長?，F在想來，這是“最好的禮物”。

那時候我26歲，沒什么禁忌，什么都敢干。從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我主要是教這門課。這段時光，也是我心無旁騖上課的10年。

記者：《運籌學》教材又是如何從無到有的？

沈榮芳：我先后主編了幾本運籌學方面的教材。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由我負責主編的《運籌學》，由機械工業(yè)出版社出版，供全國大學本科生使用。這部教材由國內7所大學的教師合作編寫。在此后的10多年間，這部教材重印了11次。2008年對原稿作了一次較大的補充、修改和更新后，于2009年出版了第2版。至今，第2版也重印了好多次。

我曾跟著名的工效學專家、美國普渡大學教授薩文迪有過交流。他告訴我，科技發(fā)展速度很快，需要不斷地更新內容。所以，書籍編輯的思路就是把各路專家的內容合編在一起，哪個專家最在行、最了解新的研究成果，就由他來負責寫這部分內容。

其實，我們的統(tǒng)編教材正是這么做的。比如，大規(guī)模線性規(guī)劃的內容，由上師大張建中教授來寫；系統(tǒng)模擬的內容，由哈工大的胡運權教授來寫。

與中科院運籌學研究室主任許國志院士（左）的合影

訪學加拿大

記者：您有沒有出國進修的經歷？

沈榮芳：改革開放后，同濟恢復了管理專業(yè)。因為缺乏對工業(yè)發(fā)達國家工商管理教育情況的了解，所以決定派人到外國去學習，我很幸運地被選中了。

出國前，系主任王達時教授對我說，我們現在要辦管理專業(yè)，但目前國內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所以派你去把外國的經驗學回來，將來我們學校要辦出一個與國際接軌的管理專業(yè)。于是，1980年至1982年，我作為訪問學者在加拿大進修了兩年。

我所在的阿爾伯特大學，地處加拿大阿爾伯特省的首府埃德蒙頓市。我主要進修的是工業(yè)工程與工商管理專業(yè)方面的課程，著重于其中的運作管理、勞動科學、系統(tǒng)分析和項目管理等。

學習期間，我發(fā)現加拿大的大學有一個很大的特點，那就是教學與實踐緊密結合，實例特別豐富。尤其是教材每一章后面的習題，每道題幾乎都有實際應用的背景。做完這些習題，不但學到了計算方法，還能提高實際應用能力。

記得有位教授在講解運籌學課程中的一類隨機過程，即馬爾科夫過程的課程時，結合市場上牙膏的營銷，舉了一個通俗易懂的例子：市場上有A、B、C、D、E五種不同牌子的牙膏，目前用A牌牙膏的顧客，下一次買牙膏時，將會買五種牙膏的概率分別是多少；目前用B牌牙膏的顧客，下一次買牙膏時，將會買五種牙膏的概率又是多少。以此類推，經過一段時間后，五種牙膏在市場上的占有率將趨于穩(wěn)定，從而可以利用這個穩(wěn)定值來預測五種牙膏的市場占有率。

可見，加拿大大學的教學不一味追求用精確的數學理論來說明，更講究活學活用。這樣的講授方法，給了我很大的啟發(fā)。

記者：還有沒有什么新鮮體驗？

沈榮芳：那個時候，我們中國人依舊大部分用手計算，而加拿大基本上都用上了電腦計算。阿爾伯特大學擁有北美最先進的大型電腦，我在學習期間做了大量有關運籌學問題的運算。

同時，我們的學習一般是先講理論，再進行推導，而加拿大的一些大學就是教應用程序，學生會用就行。坐在計算機終端旁邊，只要會看有關程序的說明書，運用程序就可以將其結果算出來。

這段學習經歷使我理解了運籌學與計算數學的關系，也了解了運籌學與計算技術密切結合的未來趨勢。

在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學習，攝于學校路口

組建經管學院

記者：在同濟大學沒有先例的情況下率先提出要建立管理學院，您是如何考慮的？

沈榮芳：1979年5月，在教育部召開的部屬工科院校專業(yè)調整會議上，有6所院校，即天津大學、同濟大學、華中工學院、西安交通大學、大連工學院、清華大學決定建立管理工程專業(yè)。

由于同濟大學之前辦過10年管理工程專業(yè)，有一定的經驗，因此，便在同濟大學成立了“教育部直屬高等工科院校管理工程專業(yè)協(xié)作組”。除了上述院校，還有哈爾濱工業(yè)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上?；W院、上海機械學院。協(xié)作組的牽頭單位是清華大學和同濟大學。沒過多久，同濟大學工業(yè)管理工程專業(yè)開始恢復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

1984年初，我得知有幾所兄弟學校在籌建管理學院，而我們的條件不比他們差。因此，當時我作為管理工程系的主任，就在一次學校召集的中層干部大會上提出建立管理學院的想法。

當時，同濟大學還沒有建立學院的先例，提出這樣的建議確實有點突然。坐在聽眾席上的校黨委書記王零同志聽了我的發(fā)言，陷入沉思之中。大約過了20分鐘，他走到我的座位說：你把剛才的發(fā)言整理成一份書面材料，報給學校，由學校向國家教委打報告，申請成立管理學院。結果，1984年8月29日，國家教委批復“同意你校設立管理學院”。

記者：同濟大學是國內第一所成立管理學院的大學嗎？

沈榮芳：到底是哪一所大學最早成立管理學院，我沒有核查過，但同濟大學肯定是國內第一批建立管理學院的學校。

針對國家教委的批文，后來擔任管理學院名譽院長的翟立林先生建議，同濟大學的管理學院是否可定名為“經濟管理學院”，以適應我國正從計劃經濟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新形勢。

于是，我們又向國家教委反映了這一想法和建議，國家教委同意了我們的建議。因此，我們學院被正式定名為“經濟管理學院”，后來改為“經濟與管理學院”。

記者：當初創(chuàng)辦經管學院有哪些難點？

沈榮芳：國家教委批準成立管理學院的條件之一，是學院的學生規(guī)模必須達到1000人以上。當時，要維持1000人的學生規(guī)模，著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根據國外的一般經驗，一個學院至少有三個系，所以我們成立了工業(yè)管理工程系、技術經濟系，后來又加了一個管理信息系統(tǒng)系。當時社會上對管理的認識比較落后，缺乏有管理知識和經驗的干部，于是我們又成立成人教育培訓中心，與城鄉(xiāng)建設部合辦總工程師培訓班、城建局長培訓班，還與世界銀行等合辦培訓班。再加上研究生班等等，學生全部加起來就有1000人左右。

當時感到，要穩(wěn)住這1000人的規(guī)模，還真的很不容易。誰曾想到，過了一段時間后，我們的學院僅研究生就不止1000人。

記者：經管學院如何辦出自己的特色？

沈榮芳：就培養(yǎng)學生而言，要既懂技術又懂經濟。很多大學都能培養(yǎng)管理人才，但同濟大學經管學院培養(yǎng)的學生是既懂技術又懂經濟。

同時，要注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定性分析是依據一般的經濟理論，定量分析則是運用運籌學，這是我們學院的特點。

同濟大學的土木工程是優(yōu)勢和特色專業(yè)，所以我們學院理應以精通建筑的人才為重點培養(yǎng)對象。因為同濟大學是對德主要聯(lián)系的院校，所以還要注重學習德國的經驗。

與導師約翰?維特克教授夫婦及兒女們合影于大學教師餐廳

防災救災靠什么

記者：上海防災救災研究所是怎樣成立的？

沈榮芳：1987年前后，上海出現了一系列交通和煤氣事故。

一次，由于早晨出現大霧，過江輪渡運行受到影響，一些急于上班的職工和其他過江乘客出現擁擠現象，造成多名乘客傷亡。

另一次是在上海郊外發(fā)生火車相撞事故，但運載傷員的救護車開不出去。因為各種車輛太多，道路被堵住了。

還有一次，居民住宅內的煤氣管道因管道漏氣發(fā)生爆炸，炸破了樓板，造成壓傷居民的嚴重事故。街道負責人很快來到現場指揮救援，不久消防救援人員來了，改由消防局負責救援；再后來，市府負責人來了，救援又改由市府負責人指揮。這種指揮人員的變動，干擾了救援工作的步調。

當時，上海有位副市長經常出現在電視新聞中，不管是水管爆裂還是發(fā)生火災，忙著處理各類大大小小的事故。

其實，對事故災害應該按照嚴重程度進行分級。輕的災害，消防局就可以處理；大的災害，上級部門協(xié)同處理。城市突發(fā)事件，不能全部由副市長來調度指揮。

從系統(tǒng)工程的角度來看，城市突發(fā)事件處理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問題。于是，在市科委、市建委和同濟大學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春正式成立了“上海防災救災研究所”。

記者：強化城市防災救災能力，預案看來很重要。

沈榮芳：記得上海氣象部門曾預測到某天將出現惡劣天氣，于是有關部門通知各地趕快搶收已經成熟的糧食進倉。但是，有一個地區(qū)因電話無人應答，耽誤了時間，造成了可以避免的損失。這使大家認識到，防災救災是一項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出了問題，都會對全局帶來影響，乃至造成前功盡棄的不良后果。

1988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我們提交了論文，說明城市防災救災應該有一個總體、系統(tǒng)、長遠的戰(zhàn)略規(guī)劃。

1990年5月，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行的國際會議上，我代表上海防災救災研究所報告了上海的城市防災救災規(guī)劃。一些國際同行向我們提了很多好的建議。

比如，每個城市面臨的災害是不同的，必須考慮其本身的特點和歷史上的記載，以及地理和自然條件的特性，從而制定出更精準、科學的城市防災救災規(guī)劃；規(guī)劃每年要作一次調整，不斷滾動；應急救援中，要把人員受傷到救護車到達之前這一時間段作為重中之重，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準備和預案，人員傷亡的程度將會加重。

上海防災減災研究所的一次成果鑒定會

抓住基礎與前沿

記者：你是中國人類工效學學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人類工效學是一門什么學問？

沈榮芳：運籌學講的是資源的合理利用，是現代管理學的一門重要專業(yè)基礎課。相較而言，工效學首先研究的是工作效率，進而研究工作時的人身安全。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fā)展，工效學還研究工作環(huán)境的溫度、濕度、塵埃、風速等衛(wèi)生條件，以提高工作環(huán)境的質量。之后，又從心理學的角度，以期改善和創(chuàng)造良好的心理環(huán)境。

比如，汽車的研發(fā)，以前只講究駕駛性能、行車安全，現在人們還關注座位是否舒服、車里的溫度是否適宜、方向盤的手感好不好、駕駛艙視野是否開闊，等等。不單單產品的質量要好，買東西的環(huán)境也要好。這些都是工效學的研究課題。

隨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工效學將在我國得到進一步推廣。我相信，這是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記者：您和您的學友們設立“同濟大學沈榮芳獎學金”，有什么初衷？

沈榮芳：我們這個學友會于2013年成立，全名叫作“同濟大學榮芳合作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學友會”。學友會的會長施德容曾擔任市民政局局長，“同濟大學沈榮芳獎學金”正是由施德容、袁東兩位學友發(fā)起并建立起來的。

這個獎學金有兩個特點：第一，不僅發(fā)給學生獎學金，還配有一名導師，因為我們這些學友在工作上事業(yè)有成，特別是有些人留學回國，可以為年輕學生更好地指明前進方向；第二，在評選獎學金的過程中，著重關注學生有沒有參與公益事業(yè)。如果一個年輕人能夠在公益事業(yè)上有所貢獻，那么他一定會具有更開闊的視野和樂于奉獻的精神，而這正是我們積極倡導的。

目前，我們的獎學金一共募集到近百萬元，資金募集還在進行中。每一年，會有10位學生獲得獎學金。這些獲得獎學金的學生都非常優(yōu)秀，我們希望能夠幫助他們在今后的事業(yè)中作出更大貢獻。

記者：您當了一輩子老師，對青年學子有什么寄語？

沈榮芳：首先，必須牢牢掌握基礎性的知識。我在加拿大看到有一門精算學的課程，學了以后很容易找到工作。實際上，精算就是一門運用概率數學理論和多種金融工具對經濟活動進行分析預測的學問。仔細一看，精算專業(yè)的重要基礎之一不就是數理統(tǒng)計學嗎？假如把數理統(tǒng)計這門課學好的話，學習精算不會有多大困難。

我們經管學院有一名學生叫顧宗浩，他在美國編制了若干運籌學方面的通用軟件。這些軟件在世界各地受到廣泛歡迎。顧宗浩編運籌學的軟件，第一要懂運籌學，第二要懂計算數學，第三還要懂股票市場。

他在同濟大學念書的時候，學習成績就很突出，基礎非常扎實，一些非常難懂的東西都能一一弄懂。可見，基礎知識一定要學扎實。

其次，要學習一些前沿的知識，如大數據。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健康碼、行程碼等都涉及大數據。還有人工智能，這些與未來生活息息相關的前瞻性的東西，一定要去學習。

作者：徐蓓

來源：《上觀新聞》 2021-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