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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中國網訊】“眾志成城從來都不是一句空話。從無數醫(yī)護人員逆行的身影到10天建成的火神山醫(yī)院，疫情當前我們見證了祖國的力量，也見證了許多平凡人的不平凡。

在這場戰(zhàn)斗中，為什么我們從沒有猶豫和退縮？

天津大學經管學部鄭春東課題組基于前期慈善營銷的研究基礎，對疫情中不同個體和群體親社會行為的表現進行了探究，方便大眾從社會發(fā)展的視角了解疫情給我們帶來的影響。

”

起源于武漢地區(qū)的新型冠狀病毒逐漸肆虐到全國，讓2020年的開場顯得倉促而慌張。無論是網友們在社交平臺留下“我在天津！煎餅果子給武漢熱干面加油”這樣的話語，還是各地為共同戰(zhàn)“疫”亮起的燈光秀，都表達著“武漢必勝，中國必勝”的祝福和愿景。

圖源：@陳小桃momo

此前在網上流傳過一份《火神山不完全建設手冊》，除了詳細描述多個設計、施工等單位的迅速行動，環(huán)保、重工、電網、基站、網絡、能源等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快速響應與保障，還記錄下了那些普通民眾的捐贈行為：

你想到的，總會有人及時提供！你想不到的，也會有人提供！

價值20萬元的文件柜，14家洛陽家具企業(yè)連夜趕工，發(fā)貨后才告訴你“不用買，我們捐?！?/p>

8000斤冬瓜、上海青、香菜，是河南沈丘白集鎮(zhèn)退伍老兵王國輝驅車300公里，在大年三十直接送到工地的。

1噸“資中血橙”，是并不富裕的四川資中縣水南鎮(zhèn)農民黃成精挑細選發(fā)來的。

400個板凳，是營業(yè)不到一年的淘寶店主金辰不忍看到晝夜趕工的工人們席地而坐捐獻的。”

……

大災大難，大國大愛，疫情之下，中國人從沒有猶豫和退縮

獨善其身還是兼濟天下：不同威脅情境下的選擇

關于威脅情境對于個人親社會行為的影響，有研究發(fā)現，對于需要幫助的饑餓人群，同樣處于饑餓狀態(tài)的人捐助意愿卻顯著低于那些吃飽的人。

Harel和Kogut采用焦點理論對此進行了解釋[1]：處于本能需求狀態(tài)的人們更關注自身的狀態(tài)，而忽略了他人的本能需求因而捐助意愿也就更低。我們可以把饑餓看做是一種 “個體威脅”，人們可以做到自己先填飽肚子而他人仍處于饑餓當中。

面對這一次的疫情，這樣一場全面的、持久的抗疫阻擊戰(zhàn)無疑是一種集體威脅。病毒肆虐之下，人們與重點疫區(qū)的人民一樣，都為疫情的蔓延擔憂，當自己與他人都是處于同樣的狀態(tài)時，人們是依舊選擇“獨善其身”，還是會因為同甘共苦、感同身受選擇“兼濟天下”？

為了更好地了解集體威脅下人們的行為決策，2月9日，本課題組針對疫情威脅下的個人親社會行為面向全國進行了廣泛的調研，此時全國確診人數高達3萬多人，湖北、廣州、浙江和河南這四個省份確診人數已突破千人。

在問卷中我們調研了疫情期間人們的實際捐助情況。具體而言，在1353份有效問卷中，大部分答題者都參與了各類親社會行為，僅有12.86%的答題者沒有參與。

各類親社會行為中，更多的人（68.02%）會選擇通過撰文宣傳、轉發(fā)相關消息來為疫情防治做出貢獻等。接近半數的人（44.85%）還會向疫區(qū)捐贈善款和物資。對于善款物資，72.62%的答題者捐助給了湖北地區(qū)，有26.06%的答題者選擇捐贈給自己所在的地區(qū)，僅有1.31%的答題者會捐贈給其他地區(qū)。

疫情期間各類親社會行為參與情況

捐贈地區(qū)情況統計

至此我們發(fā)現，同樣是有著相似的體驗，但是人們的親社會行為卻得到了全然不同的結論，為什么在疫情發(fā)生時，人們不再更加關注自身的狀態(tài)，反而選擇“兼濟天下”，用“齊心協力，共克難關”的行動來馳援湖北？

災難記憶：疫情威脅下的“社會粘結”效應

這樣的一次戰(zhàn)“疫”，深刻影響了每個人的生活，所有人都無法置身事外。

災難喚醒了人性的空前覺悟，教會了人們如何處理小我與大我的利益關系。我們曾在深夜為重點疫區(qū)的患病與死亡輾轉難眠，也會為洶洶疫情而憂心忡忡。醫(yī)護人員、解放軍戰(zhàn)士還有各界專業(yè)人士奔赴抗疫*，駐守在家中的人們，也用捐贈善款物資、轉發(fā)疫情信息、撰文宣傳等多種方式與疫情嚴重地區(qū)的人民肩并肩、心連心。

認知人類學家H·Whitehouse將這種“同舟共濟，眾志成城”的現象稱為社會粘結（social glue）效應[2]。他認為經歷過集體性痛苦的相似體驗會產生一段屬于經歷者的印象深刻的共同記憶，這樣的集體記憶能夠充當社會粘合劑，加深經歷者彼此間的情感聯系，增強經歷者間的共情。

有研究者將這種社會粘結效應視為一種群體性反應。在動物世界里，猩猩種族甚至是魚群中[3]，情緒是具有傳染性的。同樣在人類社會，群體的環(huán)境下情緒能夠快速地蔓延。群體關系理論將群體分為“內群體”（in-group)和“外群體”（out-group)，與自己相似相近的個體會被當作內群體的一員[4]，共同的痛苦性經歷會讓個體對于內群體的其他成員產生相似的情緒，也會傾向于對他們給出正向的評價以及較多的資源。

疫情之下，即便是身處邊陲，人們也會時刻關注著疫情的最新消息。菜品緊缺、出行不易、就醫(yī)困難，生活的相似性讓個體獲得一種內群體成員身份，并意識到自己作為內群體成員的情感和價值意義，同時增強了對他人生活苦難的共鳴與同情。在課題組的調查研究中，我們也發(fā)現答題者所在地區(qū)疫情越嚴重，對于*疫區(qū)的捐助意愿會越高。

集體自我：眾志成城、守望相助的精神內核

1998年抗洪、2003年抗擊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在這樣的災難面前，中國總有一股獨有的力量，叫做“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社會認同理論認為，人們會在不同的社會層面來定義自己。

相比較于西方，中國獨特的文化以及社會情境會讓多數人更傾向于將集體納入自我，用“我們”而非“我”來定義自己。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也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論”，集體主義傾向的中國人會更看重群體共同的信念、目標和責任，在群體目標和個體目標發(fā)生沖突時，會優(yōu)先考慮群體的目標[5]。這種以集體自我定義自己，并認同于內群體的過程稱為內群體認同。根據問卷調查的數據分析顯示，所在地區(qū)疫情越嚴重，會使得答題者產生更高的內群體認同感，并增強他們對于*疫區(qū)的捐助意愿。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集體威脅下，家國情懷成為一種更為生動的情緒?！耙环接须y，八方支援”，這是所有中華兒女不變的承諾，這是我們刻在骨子、流淌在血液里的情懷。不管是逆向而行的人們，還是坐在家中也會積極轉發(fā)信息、捐款捐物的人民，面對災難，擔當感和責任心都會油然而生，這是屬于我們的英雄主義。

結 語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這是一場沒人能夠置身事外的挑戰(zhàn)，面對疫情，我們眾志成城，同舟共濟，凝聚起共克時艱的強大正能量，這股能量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一起?！耙环接须y，八方支援”的優(yōu)良傳統，彰顯的是中華民族“有難同當、守望相助”的精神內核。災難面前，那些逆行而上的感動，同舟共濟的溫暖，義無反顧的震撼，值得我們銘記。

沒有一個冬天不能逾越，沒有一個春天不會來臨。中國人一以貫之的行動哲學，便是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風雨后才得見彩虹。那些共同銘記的災難記憶會讓我們更加團結，齊心協力戰(zhàn)勝前進道路上的艱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 者 劉 寧 曹亞楠

指導教師 鄭春東，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市場營銷系主任 白彥壯，天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部市場營銷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參考文獻

[1] Harel, I., & Kogut, T. (2015). Visceral needs and donation decisions: Do people identify with suffering or with relief?.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6, 24-29.

[2] Sun, R. (Ed.). (2012). Grounding social sciences in cognitive sciences. MIT Press.

[3] Preston, S. D., & De Waal, F. B. (2002). The communication of emotion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empathy in animals. Altruism and altruistic love, 284-308.

[4] Reicher, S., Spears, R., & Haslam, S. A. (2010). The social identity approach in social psychology. Sage identities handbook, 45-62.

[5] 費孝通(1998). 鄉(xiāng)土中國, 生育制度.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