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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教授通過三個關于災難的故事展開本期話題：“311海嘯”中的大川小學、1918年流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的蘇芬戰(zhàn)爭，并推薦了三本關于這些災難的相關書籍：《巨浪下的小學》、《大流感》、《劇變》。

“311海嘯”中的大川小學

2011年3月11日，在日本東北地區(qū)發(fā)生9.0級地震，并引發(fā)最大爬高40.1米的海嘯。地震引發(fā)核泄漏和其它災害，導致大規(guī)模的地方機能癱瘓和經濟活動停止，東北地方部分城市更遭受毀滅性破壞，是日本史上最大的自然災害。日本宮城縣大川小學共108名學生，在這次海嘯中有74名學生遇難，11名在校老師中10名遇難。在海嘯快要到來的時候，校領導沒有及時帶領孩子上山避難，反而拿著一本救災手冊茫然失措，最終錯失良機，釀成悲劇。災難過后，家長提起訴訟，仙臺高等法院二審判決宮城縣政府應賠償罹難學童家屬14.3億日圓。這是因防災對策不周全而要求賠償的首例判決。

何帆教授認為，人們對風險的判斷在現有認知模式下存在缺陷。在災難剛剛爆發(fā)時，人們往往會低估風險。在大川小學的案例中，孩子們都知道跟老師說，趕緊上山吧，但老師只是讓他們原地不動。村里的婦女跟村長說，趕緊上山吧，村長反而說沒事。這說明，等到風險來臨時，經驗救不了你，組織也救不了你，最好的辦法是相信直覺，基于生存的本能做出判斷。在這種情況下，女人的直覺往往要好于男人的直覺，因為她們相比男性而言，更少受到面子、尊嚴等外在因素的干擾。

“在災難爆發(fā)的時候，最能救你的就是你的直覺?！?/p>

何帆教授還提到，要學會在兩種模式下靈活轉換：正常模式、災難模式。在正常模式下，就要提高風險防范能力，以便應對可能會發(fā)生的系統性風險。何帆教授舉例，森林火災發(fā)生時，能夠防范火焰蔓延的辦法是先放一把火，形成隔離帶，這就是通過容忍小的風險，從而避免發(fā)生大的風險。何帆教授指出，這和金融投資中“鎖定損失，放飛受益“的觀點是一致的。

1918年大流感

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間爆發(fā)了全球性甲型H1N1流感疫情。全世界5億人感染（當時世界人口17億人）。大約5000萬甚至更多人口死亡，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為2.5%-5%，遠高于一般流感的0.1%。這是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自然事件之一。大流感出現三波疫情：第一波溫和，第二波死亡率最高，且青年人死亡率比老年人高。

何帆教授認為人們應該學會敬畏“流感病毒”，它是一個試金石，專治傲慢與偏見。流感病毒不會按人類的牌理出牌。他舉了舊金山為例。當時，舊金山的防疫工作做得最好：防范意識強、領導執(zhí)行力強，民眾高度重視。第二波疫情舊金山受到的沖擊較小。就在他們認為是靠自己的力量戰(zhàn)勝了疫情時，第三波疫情又來了，這次舊金山的運氣就很差，最后，舊金山是美國西海岸死亡人數最多的城市。

病毒的歷史比人類更悠久，病毒和其他微生物已經和人類共存。何帆教授介紹了醫(yī)學界在研究免疫系統的時候得出的兩個假說。

一是衛(wèi)生假說：如果兩個孩子，一個孩子生活在無菌環(huán)境中，反而更容易得病，生活環(huán)境不那么衛(wèi)生的孩子免疫力更強。

二是老朋友假說：體內的免疫系統不是因為小時候得病產生抗體，而是在漫長演化過程中產生的。

經過這次新冠疫情，每個人都需要反思。何帆教授提到蘇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隱喻》，蘇珊·桑塔格說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則屬于疾病王國。

盡管我們都只樂于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么一段時間，我們每個人都被迫承認我們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

何帆教授認為，新發(fā)流行病將不斷爆發(fā)，我們要做好迎接第二波疫情的準備。新冠疫情的本質是一次外部打擊，而外部打擊對經濟的沖擊非常有限，如果沒有出現次生危機，疫情過去后，經濟恢復會很快。

風險和機遇共存，*就是壞消息，壞消息也是*。何帆教授認為，未來我們將會遇到全球化退潮，進口替代則是未來最好做的生意。未來的企業(yè)運營將從效率至上原則轉變?yōu)樾逝c安全兼顧原則。在外部沖擊下，會出現很多鯉魚跳龍門的情況，換句話說，此次疫情會促成很多新的行業(yè)的崛起。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大國模式并非萬能，目前來看，網格化管理沒有完善，未來社區(qū)層面的協作、社區(qū)電商等會萌芽。

芬蘭和蘇聯的戰(zhàn)爭

美國科學家戴蒙德的新作《劇變》的主題是無論個人、國家在經濟劇變后會發(fā)生什么改變。

1939年10月，蘇聯向芬蘭提出兩項要求，蘇芬兩國在卡累阿地峽的邊界必須撤到離列寧格勒更遠的地方，蘇聯在芬蘭南部靠近赫爾辛基的地方建立海軍基地，并要求芬蘭割讓位于芬蘭灣的一些小島。芬蘭拒絕了。芬蘭的考慮是：蘇聯可能會得寸進尺；蘇聯可能只是虛張聲勢；其它歐洲國家會制止蘇聯。

1939年11月30日，蘇聯對芬蘭發(fā)動進攻。轟炸的第一晚，芬蘭的平民傷亡人數便達到其在二戰(zhàn)期間平民傷亡總數的10%。在隨后的冬季戰(zhàn)爭中，雖然芬蘭軍隊作戰(zhàn)勇敢，但畢竟寡不敵眾，傷亡慘重。1940年3月，芬蘭不得不接受蘇聯更苛刻的條件。

二戰(zhàn)之后芬蘭改變了對蘇聯的態(tài)度。芬蘭認識到，冬季戰(zhàn)爭不打不行，也不得不求和，他們不得不面對自己是一個小國，蘇聯是一個大國，而且地緣政治是不會改變的，于是，芬蘭努力贏得蘇聯的信任，同時又保持了自己的獨立地位，成為東西陣營之間的中間人。

正如《劇變》這本書所表達的，有的人（或國家）從危機中崛起，有人（或國家）卻在危機中滅亡。

何帆教授強調了在應對危機的時候，靈活性的重要性。不管是影響國家危機結果還是影響個人危機結果，靈活性是一個關鍵的因素。以芬蘭為例，芬蘭意識到自己不得不放棄過去的策略，接受新的策略，但與此同時還要保持國家的獨立性、國民的凝聚力。何帆教授講到，成功應對危機的個人和國家都是知道如何讓自己的過去和未來“馬賽克”共存的。

“過去和未來“馬賽克”共存。”

最后，何帆教授借用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施耐德（Timothy Snyder）關于生存法則的一句話結束了本期精彩的分享“老友是你能依賴的最后依靠，而結交新朋友，則是改變現狀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