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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9年3月到黑龍江農(nóng)村插隊落戶至今，已經(jīng)整整50年了。五十載滄海桑田，半世紀輾轉(zhuǎn)奔波，當年的“知青”，現(xiàn)多已龐眉鶴發(fā)。垂暮之年的我們希望能把那段難以忘懷的青春記錄下來。為此，我也打開塵封的記憶，寫寫當年的一些經(jīng)歷。

初到東北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是初中二年級學生。本應1967年畢業(yè)，但當時高中和大學都不招生，我就一直待在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1968年底，開始了上山下鄉(xiāng)運動。我下鄉(xiāng)的時候17歲，不過也算是個“排長”了。當年我們中學首批去黑龍江的是24人，其中包括6名女生，稱為“杭州東風中學赴黑龍江先行排”。

盡管當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是一場全國性的運動，但我們比大多數(shù)知青更艱苦。因為我們不僅是到農(nóng)村插隊落戶，而且是到遙遠的邊疆，還是到戰(zhàn)爭爆發(fā)的地方。離開杭州時正是珍寶島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 3月2號打仗，我們3月8號出發(fā)，而我們要去的，正是珍寶島所在的虎林縣。作為年輕人，我們當時很興奮，“迎著珍寶島的隆隆炮聲，奔赴反帝反修前線”！作為父母們，家長卻是非常擔心害怕。在送我們專列的火車站上，家人們哭成一片，我從來沒看到過我媽媽哭得那么傷心，我妹妹也哭。姐姐已經(jīng)下鄉(xiāng)了，沒能來送我。樂隊奏著“遠飛的大雁，你快快飛呀”的曲子，我的眼淚也止不住嘩嘩直下。別了，母親！別了，家鄉(xiāng)！…像壯士出征一樣，我們踏上了屯墾戍邊的征程。

專列開了五天五夜，于13號清晨到了虎林縣城。第二天，我們就被拉到了15里路外的紅衛(wèi)公社前衛(wèi)大隊。我們站在村小學的操場上，在大隊支部書記歡迎以后，就被各個農(nóng)民領到了家里。知青宿舍還沒蓋，我們就都分散住在農(nóng)民家里。領我的是個13歲的小男孩大保，但他管我叫“叔”（也許是我那時看上去就很老或很成熟）。他爸是個管村小學的貧下中農(nóng)代表。沒讀過多少書，卻戴一副深度的近視眼鏡，看上去很有知識。女房東很熱情，風風火火的，我叫她大嫂。兩口子一直對我挺好，張口閉口“俺家海聞”，弄得其它老娘們兒嫉妒地說，“海聞是倷家的嗎？”

那時村里還沒通上電，點的是劣質(zhì)的煤油燈，一早起來，鼻孔里都是黑黑的。用現(xiàn)在的標準衡量，不知道吸進去多少碳了。冬天的東北，房子的窗戶都是密封的，屋里的空氣混濁難聞。天太冷，只好忍了。另外就是臟，沒法洗澡。洗衣服不容易，所以也懶得洗，不久衣服上就長滿了虱子，每天晚上至少有十分鐘的“撓癢運動”。

最難熬的是沒吃的。東北的三、四月份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窖藏的蔬菜早已吃光了，大地還沒有開凍，只能吃農(nóng)民腌的酸菜。我特別不喜歡吃酸菜，總覺得有股銹味兒。但不吃也不好，怕房東為難，只好忍著吃。尤其因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本就是抱著改造自己的心態(tài)去的，不吃雞沒問題，不吃酸菜有怕吃苦的嫌疑。剛到虎林的時候，我們的任務是修水利，要走10里路，中午不回來。我們只好帶幾片苞米面餅子，捆在腰上（怕凍了），沒有菜，就像農(nóng)民一樣帶上幾瓣大蒜。這樣，下鄉(xiāng)不久我就學會了吃生大蒜。

自我改造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我想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方面，文革進行了三年，工廠基本停工，大學和高中都停止招生，但大批的高、初中生的年齡卻沒有停止增長，這些學生很快長大成人了，安置工作成了頭疼的問題。另一方面，毛主席的確想締造一個沒有城鄉(xiāng)差別的社會，這從他的“五七指示”中可以反映出來。他認為學生只有書本知識是不夠的，還必須經(jīng)過鍛煉，有社會實踐經(jīng)驗。對于青年人要吃苦鍛煉奮斗，我是贊成的，至少我覺得我應該到艱苦的環(huán)境里去磨練磨練。于是，我主動報名下鄉(xiāng)，而且是特意要到最艱苦的邊疆農(nóng)村去當農(nóng)民。我們要去的虎林縣是個邊境縣，學校的工宣隊開始還因為我們家有海外關系不同意我去，我寫了血書，表示永遠忠于祖國，這才批準我去虎林插隊落戶。

我下鄉(xiāng)時給自己立了三個目標：改造自己、建設祖國、保衛(wèi)邊疆?，F(xiàn)在的年輕人會覺得這很傻，可我們當時就是這么單純。2007年恢復高考30周年時，央視二套采訪我，記者開始有點不相信我們當時的境界，可當她看到很多我當年的家信和日記后，非常感嘆，說想不到你們當時真是那么想的。說實話，即使經(jīng)歷了這么多的風風雨雨而且過了耳順之年，我仍然覺得人活得“傻點”好，單純點好。且不說自己感覺好，社會也需要這些勇于奉獻的“傻人”。

改造自己，是因為我屬于當時的“黑五類”子女，爸爸是右派，還參加過國民黨軍隊。其實他參加的是抗日的遠征軍，當時他在金陵大學讀書，學的是無線電。1944年，抗戰(zhàn)到了最危難的時候，他響應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投筆從戎，參加了遠征軍。但在那個時候，只要參加過國民黨軍隊都被認為是有問題的。媽媽這邊海外關系一大堆，兩個舅舅和一個姨媽分別去了香港和臺灣，后又都到了美國。所以，文革中我是屬于必須好好接受改造的那一類人。

不過，我當時定的“改造自己”的目標，不是別人強迫的，而是我自己覺得應該通過吃苦來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凈化自己的靈魂，磨練自己的意志。我對此并不是一種消極無奈的心態(tài)，而是覺得自己小時候沒有吃過苦是一大遺憾。要想成就偉大的事業(yè)，要想成才，“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我也并沒有因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而自悲或自棄。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周總理的家庭出身都不好，這并不妨礙他們成為革命者。因此，和大多數(shù)人的被迫下鄉(xiāng)不同，我是帶著吃苦和改造自己的心愿主動要求下鄉(xiāng)的，而且要求到最艱苦的邊疆農(nóng)村去“插隊落戶”。

正是有著這樣一種心態(tài)，在東北的九年我從來沒覺得苦，也從來沒有放棄過理想。當年的條件絕對很苦，而且落差很大。從江南的大米飯、紅燒肉、西湖醋魚、龍井蝦仁，變成了天天只能吃五谷雜糧、酸菜、土豆。一年吃不到幾次肉，入冬后有將近半年吃不到新鮮蔬菜。冬天有時候不得不穿著大衣戴著口罩睡覺，早晨起來時眼睛眉毛上都是霜。臉、鼻子、耳朵、腳都凍壞過，凍壞的耳朵還發(fā)炎流水。炎炎夏日到幾十里外的荒草甸子去打草，渴的時候只能趴在水洼子邊上喝積水。割小麥都累得直不起腰來，秋收的時候滿手被豆莢扎的血印，掰苞米掰得虎口都腫。在這樣的條件下，我能堅持下來，關鍵還在于心態(tài)和境界。我的座右銘之一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再苦，比起村里的大多數(shù)農(nóng)民來說要好多了，我小時候享過福了，他們沒有；我到過很多地方，他們沒有；我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們沒有…所以，跟絕大多數(shù)人比，我已經(jīng)很幸福了。正是這種心態(tài)，讓我始終保持樂觀，這也是我后來能不斷克服困難獲得成功的基本素質(zhì)。

我在生產(chǎn)隊里干活是很賣力的，農(nóng)民夸我說“海聞這小伙子出活”，說明我從來不偷懶。那時實行大寨評工法——“自報公議”，我第一年是三等工，第二年二等工，第三年就掙上了一等工，即最高的工分。記得第二年評我二等工時，有個農(nóng)民說，“海聞干活很出力，但技術還差一點，二等工是不是高了點？”當時的技術活主要是揚場、垛垛、扶犁、趕車，我都還不會。這時，另一個農(nóng)民站起來說，“正因為他技術差一點，才給二等工，否則應該是一等工?！蔽耶敃r聽了非常感動。

北大荒的艱苦日子已經(jīng)過去幾十年了。我常常想，要是沒有那一段經(jīng)歷，沒有那一段的艱苦生活，我會了解中國社會嗎？我會珍惜后來的學習生活嗎？我會在留學時遇到的各種困難面前堅持下來嗎？我會感激生活，始終充滿激情嗎？我會有今天的成功嗎？

我感激黑土地賦予我的經(jīng)歷與精神，我也為當年敢于自我改造而自豪。

科學實驗

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有三大任務：階級斗爭、生產(chǎn)斗爭、科學實驗?！半A級斗爭”就是要繼續(xù)文化大革命；“生產(chǎn)斗爭”主要是干活，開荒種糧食；“科學實驗”提倡利用知識來提高產(chǎn)量。

雖然我們也沒上過幾年學，但我對科學實驗還是很感興趣的。到了東北后不久，我就發(fā)現(xiàn)他們的耕作非常粗放。當時的浙江省已經(jīng)號稱“千斤省”了，即水稻每畝產(chǎn)量達到一千斤，而東北只有二、三百斤左右。不過南方種兩季，一畝地里有早稻和晚稻，北方只能種一季。即使如此，畝產(chǎn)量還是低。我在下鄉(xiāng)前去過浙江農(nóng)村參加“雙搶”（搶收早稻，搶種晚稻），知道南方種水稻要插秧，還知道科學種田中有句話叫“合理密植”，但當時東北種水稻就是把種子撒到稻田里，結(jié)果長出來就稀稀拉拉，有時候苗還長不過稗草。

為此，我利用春節(jié)回杭探親的機會專門去了一個位于錢塘江邊的農(nóng)業(yè)研究所，問他們要了一些高產(chǎn)的稻種，帶回虎林去種。生產(chǎn)隊長挺支持的，給了我一小塊試驗田。我當時只知道水稻的生長需要一定的“無霜期”，所以采用了“塑料薄膜育苗”和“小苗帶土移載”的方法來解決。開春不久，當其他稻田里草和苗都還沒有露頭的時候，我的試驗田里的稻苗已是整整齊齊，郁郁蔥蔥。農(nóng)民們看了也無不稱贊，我也頗為得意。一轉(zhuǎn)眼到了秋收季節(jié)，隊里其他的稻田都已收割完畢，而我的試驗田里的水稻仍是郁郁蔥蔥，青綠一片！農(nóng)民們開始笑話我了，“海聞，你種的是水稻嗎？啥時結(jié)穗?。俊蔽液軐擂?，也不知道咋回事。這才又去翻書找答案，才知道緯度不同的水稻品種是不一樣的，因為東北夏天的日照時間太長，所以造成了南方稻種到了高緯度的東北后會“貪青”，不會結(jié)穗！我從教訓中獲得了知識，本想繼續(xù)研究如何提高東北水稻產(chǎn)量，但后來再無機會。

此外，我還問隊長要了一塊地，培育玉米的“單交種”和“雙交種”。通過雜交優(yōu)勢，提高玉米的產(chǎn)量與質(zhì)量。為了保證異花授粉，到了玉米抽穗的時候，我每天都到到地里給母本“去勢”，即抽掉它的雄花，讓母本只接受父本的花粉。這樣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夏天，盼望著母本的玉米來年可以作為優(yōu)良品種播種。然而，在秋收的時候，幾個社員在附近收割玉米，路過我的實驗田時好心幫忙，順便替我當做普通玉米收割了，把母本的種子和父本的玉米混在一起了！我知道后真是哭笑不得，一年的辛苦又白費了。

那些年，我們還和一隊（我在三隊）的同學一起培育一種叫“920”的菌種，據(jù)說用來喂豬可以助豬長膘。“920”的培育需要一定的溫度，因此一隊的同學就在炕上搭建了個“實驗室”。想一想當年的這些知青還真的很有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可惜生不逢時，否則一定會產(chǎn)生一些企業(yè)家或科學家。

鄉(xiāng)村教師

說實在的，知青下鄉(xiāng)對當?shù)氐奈幕徒逃€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下鄉(xiāng)后不久，我就在隊里辦起來黑板報，除了報道國內(nèi)外新聞外，也討論生產(chǎn)隊的事。記得有一期我畫了一個漫畫，批評有人“出工不出力”，頗引起了一番爭論。我們知青和一部分村里的年輕人組織了“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下鄉(xiāng)當年就為村里編排了一臺“春晚”節(jié)目，以后也多次在春節(jié)排節(jié)目演出。除了演《沙家浜》中的“智斗”、《紅燈記》里的“赴宴斗鳩山”、《智取威虎山》中的“舌戰(zhàn)小爐匠”等片段外，作為宣傳隊的隊長，我還兼任“編劇”“導演”和“演員”（我演胡傳奎），寫過諸如“邊防民兵抓特務”“抗日英雄打鬼子”等短劇。我們的樂器合奏也很有意思，既有二胡、板胡、笛子等民族樂器，也有手風琴、揚琴等西洋樂器，反正把各種能響的樂器都放在一起，演奏起來也別有風味，分外熱鬧。

1970年春節(jié)剛過，大隊領導找到我，說村里的學校希望我去當老師。這個村子原來叫“同和”，文革時改為“前衛(wèi)”（現(xiàn)在又改回為“同和”），共有一百來戶人家，三、四百人口。村里有一所學校，從“托兒所”一直到初中，叫“前衛(wèi)中小學”。一至五年級為小學，六、七年級為初中，“紅孩子班”是托兒所，全校有一百多學生。老師基本上都是本村人，個別在縣里上過高中，大部分只有初中畢業(yè)。我雖然連初中都沒有畢業(yè)，但畢竟是城里人，文革中到上海、北京、哈爾濱等大城市高校串聯(lián)過，還當過中學的“革委會”委員，有一定的組織能力，大隊認為我是一個不錯的老師人選。

然而，我卻不愿意到學校去。我認為我剛從學校出來不久，對社會還了解甚少，而當初下鄉(xiāng)的目的是通過艱苦的勞動來改造自己，多產(chǎn)糧食，建設國家。于是，我對領導說，“我是來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的，我需要繼續(xù)在生產(chǎn)隊勞動鍛煉改造自己……”其他農(nóng)民知道后，一個勁地說我傻，這樣的“好活兒”都不去。

又過了一年，大隊領導又來找我了，這回是支書出面，請我到學校當老師。我又重復了我的觀點，說要繼續(xù)接受再教育等等。這時，支書拿出了殺手锏：“到學校當老師，是貧下中農(nóng)的需要，是為貧下中農(nóng)服務……”。我不敢再爭辯了。于是，開始了我鄉(xiāng)村教師的生涯。

我一去前衛(wèi)中小學，就被委任為副校長，并擔任六年級（初一班）的班主任。后來陸續(xù)有四個杭州知青——也都是我們中學的同學，到學校當老師。我們認真地教書，布置作業(yè)，啟發(fā)學生思考做題，替學生糾正錯別字，給當?shù)氐膶W校帶來了一股清風。除了語文、數(shù)學以外，我們也教音樂、體育、美術等，大大活躍了學校的氣氛。我還從杭州買來了很多圖書和畫冊，建立了小圖書室。購置了喇叭和擴音器，建立了小廣播站。過年排練節(jié)目，把學生們都帶進來參加演出。

那時的學生，除了上課之外，也要經(jīng)常勞動，“學工學農(nóng)”。寒假暑假，學生回家?guī)图依锔苫?，料理“自留地”，照顧弟弟妹妹，我也會回到生產(chǎn)隊參加勞動，到“大連泡”（地名）修水利。所以說，雖然是老師，但仍然是拿著“工分”的人民公社社員。由于我努力工作，認真教學，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并獲得過“虎林縣勞動模范”和 “牡丹江地區(qū)先進工作者”的殊榮。

1975年秋，我被調(diào)到紅衛(wèi)公社中學任副校長。公社調(diào)我去的原因，主要是公社中學當時比較亂，學生紀律差，老師不敢管。我去后不久，兩個學生打架，其他人拉都拉不開，別人越拉，他們打得越起勁。我走過去，叫勸架的學生都走開，讓大家看他們兩個人打，還叫他們“你們打呀”，結(jié)果他們反而不打了。文革期間，老師都不怎么敢管學生，可是我是知青，我不怕。我一方面抓教學，一方面抓紀律，每天早上還親自到校門口抓遲到，對調(diào)皮搗蛋欺負同學的學生嚴厲整治，弄得他們對我又怕又恨，甚至揚言“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也不客氣地回應，“我等著”。不久，學校面貌得到改變，課間操從懶懶散散變得整整齊齊，旁邊的公社干部看到后都嘖嘖稱贊。

其實，我們雖然是老師，學生們也不比我們小多少。我雖然嚴厲，但關心學生，所以大家在一起也玩得很開心，感情也很深厚。離開虎林后我先后回去過5次，每次回去都有十幾個或二十幾個當年的學生來看我。一起吃飯、喝酒、聊天。有一次一個學生說，“海聞老師，我們也許是你這么多學生中最沒出息的，但一定是對你最有感情的”。我聽了頗為感動！的確，相比我在美國和在北大的學生，他們是很平凡，沒上過大學，一輩子務農(nóng)，但樸實、純真、善良！他們是我的青春，每次回虎林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都把我?guī)Щ氐搅俗约耗贻p的“鄉(xiāng)村教師”時光。

大學之夢

文革前，我們還小，還沒到想上大學的時候。文革中，大學停辦，加上我們連初中都沒有畢業(yè)，也就沒有了上大學奢望。1970年，大專院?；謴驼猩?，不用考試，推薦就行，去的人中有的才小學畢業(yè)。一起插隊的一個中學同學被推薦去了牡丹江師范學院?？h里也辦起來“五七大學”，我們一個初一的同學被選拔去了，這一下子點燃了我上大學繼續(xù)學習的夢想。

1971年，我們村里又有了推薦名額，大隊推薦了我，但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到公社就被卡下來了。1972年，我又一次被推薦了，結(jié)果又被公社或者縣里卡了。到了1973年，鄧小平短暫復出，大力整頓，出臺了上大學要考試的政策。知青們興奮不已，奔走相告，尤其是“老高三”的學生，更覺得總算等到了推遲六年的高考。我們初中生也高興，因為也都可以參加考試上學。于是，大家翻出冷藏多年的課本，或是收集現(xiàn)有的教科書開始復習。我也不例外，只用了很短的時間自學了初三的數(shù)學，認真準備政治和語文，并且很順利地參加了考試。

那次考試我應該考得不錯，成績沒有公布，但從公社文教領導中得知，我的三門課都是“一等”。雖然我的家庭問題依然存在，但那時我的表現(xiàn)已經(jīng)很突出了，還被評為了“縣勞動模范”。作為表現(xiàn)好的“黑五類”子女的代表，縣里同意推薦我上大學。在填志愿的時候，我專門挑了東北林學院的“道路工程系”，心想，這是到深山老林里去修路的，大概沒什么人會跟我搶。

這次考得好，又得到了縣里的推薦，大家都認為我要走了，不少朋友恭喜我，大隊和學校還說讓我開始交接工作。可我心里還是不踏實，家庭出身始終是個陰影。1969年夏天，我曾在縣知青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以最高票被推薦去省里開會，最后政審后被拿下，甚至都不通知我。這次真的那么幸運嗎？

1973年8月20號，“白卷英雄”張鐵生的信和《人民日報》的編者按加重了我的疑慮。果然，不久我得到消息，盡管縣里據(jù)理力爭，東北林學院拒不收我，說“道路工程系”是保密專業(yè)，不能要我這樣的人。我的大學夢再次受到打擊。

又過了一年，大學招生回到推薦制。大隊委在討論推薦人選時，大家還是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我。然而，大隊黨支書老李頭說話了：“我們不能再推薦海聞了，推薦了也是瞎名額。”會議最后推薦了其他人。我當晚聽說后很是傷心，覺得連村里的人也放棄我了。

幾天后，我聽說老李頭找了幾個黨支部的負責人說，“海聞的問題是政治問題，我們要先幫他解決政治問題，要培養(yǎng)他入黨”。我聽到后頓時感動得熱淚盈眶，多么好多么親的貧下中農(nóng)?。⌒睦锇迪聸Q心，即使上不了大學，也要安心在這干下去，對得起老鄉(xiāng)們對我的信任！

從1974年開始，我踏上了爭取入黨的艱難之路。1975年，大隊黨支部同意我入黨，公社不同意。1976年，公社同意了，但沒把握，就征求縣里意見，縣里不同意。1977年，公社中學黨支部又把同意我入黨的材料報到了公社。時任公社黨委的王書記收到材料很是發(fā)愁：論表現(xiàn)，沒說的，下鄉(xiāng)八年工作努力，有口皆碑。論家庭，實在為難，全家包括直系親屬中沒有一個共產(chǎn)黨員，有的只是右派和國民黨。尤其二舅是國民黨高官，去了臺灣。這樣的人能入黨嗎？

公社的文教助理王中偉是北京人，參加過志愿軍，1958年復員轉(zhuǎn)業(yè)來到了北大荒，他有文化，有見識。他對公社書記說，”海聞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你們應該看他本人的表現(xiàn)。至于他舅舅，他也沒見過。再說，去臺灣的國民黨不一定都是壞人，說不定是共產(chǎn)黨地下黨員呢？……”。一席話說服了王書記，公社黨委開會通過后就批準我入黨了。當時，像我這樣的人能入黨，對我們家來說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當年10月21日，全國報紙都刊登了要全面恢復高考的消息，而且年齡放寬，門檻放低，老三屆都可以考。這個消息再次點燃了我的大學夢。這次是粉碎“四人幫”以后鄧小平再次復出后決定的，應該不會再有變化。于是，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股復習的浪潮。

我當然也很興奮，找來各種教科書，開始復習。一開始我準備報理工科，主要認為學文科政治風險大?？墒俏抑挥谐踔卸昙壍奈幕潭?，沒有學過化學，物理也只有學了個皮毛，很多課程不是復習而是從頭學起。自學了一段時間以后，我發(fā)現(xiàn)化學自學很難，沒有實驗根本記不住。于是我斷然決定放棄理工科考文科。但即使考文科，我也要自學高中的數(shù)學。當時我們紅衛(wèi)中學有四、五個老師要報考。為了不影響工作，我們規(guī)定白天必須正常上課，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復習。由于晚上經(jīng)常停電，我就買了一大捆蠟燭，徹夜學習。

文革中黑龍江知青云集，除了哈爾濱等本省城市外，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地都有大批知青在黑龍江的農(nóng)村、兵團、農(nóng)場、林場務農(nóng)和工作。當時聽說黑龍江省報考大中專的有近百萬人，而招生名額才一萬左右。為此，省里不得不舉行初試和復試兩場考試。初試定于11月底，只考語文、數(shù)學、政治。復試時在12月底，文科加歷史和地理，理工科加物理和化學。

初試時我主要準備數(shù)學，結(jié)果數(shù)學考了98分，其他兩門也沒問題，順利進入復試。復試前主要準備政治、歷史、地理。我們那時是先報志愿，后考試。我分析了一下形勢，覺得大多數(shù)老高中都已成家立業(yè)，不太會去考。文革后的中學生基礎不如我好，尤其是文科，主要靠平時積累，而我對中文、歷史、地理、政治都是很感興趣的，所以我應該能考個好學校。于是，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學，第五志愿是牡丹江師范學院。心想，好處努力，壞處打算，最次也爭取上個大專。有人聽說我報北大，有些不以為然，認為一個初中都沒畢業(yè)的學生能考上北大？也有人說，以前看成分，這回看本事了。言下之意，這回要是上不了大學，只能怪自己了。

12月24日，復試開始。我天不亮就出發(fā)，冒著東北嚴冬的寒冷，來到設在縣里中學的考場。人還沒有暖和過來，數(shù)學考試就開始了。一看考卷，我一下子懵了，考題顯然比初試時難多了！到只剩20分鐘左右的時候，我算了算只有60分。我有點慌：想考北大，這個分數(shù)是休想的！于是，我告訴自己冷靜，冷靜，再冷靜。我把剩下的題目好好地看了一遍，決定好好想一想一道12分的幾何題。在考試結(jié)束前幾分鐘，我想通了，很快將證明寫了出來。我松了一口氣，為自己的初戰(zhàn)沒有太慘而高興。

剩下的4門課我考得很順利。寫作文時思緒萬千，邊寫邊流淚，甚至忘了自己在考試。兩天的考試結(jié)束后，我走出考場，望著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我問自己，我真的能上大學了嗎？我艱難的求學之夢真的要實現(xiàn)了嗎？考完后我回杭州過年。春節(jié)前兩天，我收到了公社同事發(fā)來的電報：“祝賀你考進北京大學經(jīng)濟系”。說實在的，我直到現(xiàn)在都無法形容接到電報時的心情！

1978年3月，在黑龍江農(nóng)村屯墾戍邊整整九年之后，我告別了奉獻了自己青春年華的虎林。面對著幾十名前來送我的同事、同學、學生、老鄉(xiāng)，我也像壯士出征一樣，踏上了求學的征程。雖然沒有樂隊奏著“遠飛的大雁，你快快飛呀”的曲子，我的眼淚仍止不住嘩嘩直下。別了，孕育著我夢想的黑土地！別了，留下了我青春的北大荒！

海聞，杭州東風中學67屆初中畢業(yè)生，1969年3月至1978年3月在黑龍江省虎林縣紅衛(wèi)公社下鄉(xiāng)。1977年恢復高考時考入北京大學經(jīng)濟系，后在美國加州大學獲得經(jīng)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并在美國高校任教多年。1995年回國與林毅夫、易綱等創(chuàng)辦北京大學中國經(jīng)濟研究中心。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現(xiàn)任北京大學經(jīng)濟學教授、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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