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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2021年1月19日，在兩本新書《中國經濟的前景》《論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出版上市之際，由中信出版集團、北大國家發(fā)展研究院、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中信讀書會共同主辦的“北大國發(fā)院承澤課堂暨中信讀書會”線上舉辦。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國發(fā)院名譽院長、南南學院院長林毅夫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教授，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學術副院長王勇教授共同就中國經濟的未來與挑戰(zhàn)進行對話。對話由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研究員、國內發(fā)展合作部主任趙秋運主持。由于余永定教授在對話中的內容相對獨立而完整，且觀點鮮明、緊貼經濟形勢，故單獨摘出成文，以饗讀者。

余永定教授

關于中國經濟形勢，我簡單談幾點。

首先，我們要對2021年的經濟增速有比較客觀的認識。去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在8%以上，但如果去掉基數(shù)效應，實際增速可能低于5%，低于潛在增速。雖然我不相信任何關于中國潛在經濟增速的計算，但我認為中國經濟一定是在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之下運行，為什么？因為我們已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處于通貨收縮狀態(tài)，PPI自2012年3月起連續(xù)54個月為負增長；CPI在過去10多年基本不超過2%，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往上漲，但最近又往回降了。在沒有通貨膨脹甚至有時通貨收縮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

鄧小平同志講：發(fā)展是硬道理。沒有發(fā)展什么都談不上。我們應該有高質量發(fā)展的目標，但如果我們沒有一個相當高的令我們滿意的經濟增長速度，其它任何目標都難以做好。

順便說一下，所謂“高質量的GDP”的提出用意是好的，這個表述有需要澄清的地方。質量高或低屬于微觀經濟學和中觀經濟學的問題，100億元的GDP就是100億元的GDP，不能說現(xiàn)在的GDP雖然比較少但是它的質量比原來的高。企業(yè)不顧質量盲目生產的問題是有的，但這是產業(yè)層面而不是宏觀經濟層面的問題。

我們強調經濟增長速度，絕不意味著忽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體制改革。我們只是強調，既然有可能保持相對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我們就應該努力保持。相對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能為改革和結構調整創(chuàng)造更好的條件。反之，這些問題都很難解決。

我們不妨看看2019年和2021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由于同比可能涉及到基數(shù)問題，我們簡單看一下環(huán)比。

2019年各季度的年化環(huán)比增長速度分別為6.6%、4.9%、5.3%和6.6%，2021年前三季度的年化環(huán)比增長速度分別為0.8%、4.9%和0.8% （第四季度的數(shù)字還不知道）。由此可見，2019年和2021年之間的差距相當大。2021年的經濟是在增速低于6%的情況下運行的，充分說明我們面臨著比較嚴重的增長問題。

如何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經濟學界在分析這個問題時存在許多方法論上的誤區(qū)。很多人認為，中國有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如果不解決，經濟就無法增長；或者認為，如果追求經濟增長，這些結構性問題就可能被忽視了。這是把結構性問題和經濟增長對立起來。

我想問，這個“結構性問題”到底是什么問題？

在經濟學家的文章中，人口老齡化、投資-消費-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民營企業(yè)和國有企業(yè)地位、收入分配不均、資本市場欠發(fā)達、自主創(chuàng)新動力不足、區(qū)域經濟不平衡、城市化滯后、服務業(yè)占比不高、知識產權保護不足、環(huán)境污染導致資源枯竭、規(guī)模收益遞減等，這一籮筐的宏觀經濟之外的問題，都用一個叫“結構性問題”的詞裝在了一起。這個名單還可以列得很長，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真正的問題是什么？

許多人用結構性因素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認為由于這樣一些結構性因素存在，所以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必然這么低。

金融危機之后，2010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為12.2%，此后幾乎每個季度都在降。如果說從12%降到10%是結構性因素導致，我可以接受，那么從10%降到9%、8%、7%、6%甚至5%，都說是因為結構性因素，我就認為不合適了。結構性因素肯定會影響經濟增長，但它是長期的影響因素，經濟增速每個季度都在往下走，就不能用長期的慢變量來解釋。

我對結構性因素有以下四點評論：

第一，結構性因素一般來講是慢變量，是在幾十年里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響著經濟增長速度，它對每年、每季度經濟增速的影響極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計。

第二，如前面列出的那些結構性因素，它們不僅數(shù)量龐大，且每個因素在不同時期對經濟產生的影響也不同，但總的來講，單個的結構性因素在較短時間內對GDP增長的影響微乎其微。

第三，這些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可以互相抵消。如人口老齡化，從勞動力供給的角度來講它使得經濟增速下降了，但我們還有技術進步，TFP（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不就是抵消了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嗎？我們要看最后的結果，而不是說有了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就一定會低于6%或者5%。

第四，什么結構性因素會影響短期宏觀經濟變量？最直接的就是消費、投資、政府開支、進出口。另外一些結構性因素，則是通過非常長的因果鏈條影響到消費、投資等。如果你要想證明長期的結構性因素決定經濟增長速度只能是6%，那你就得把每一個因果環(huán)節(jié)都給點出來。比如人口老齡化影響了A，A又影響了B，B又影響了C，你得把ABC找出來；如果你根本找不到，然后你說人口老齡化問題決定中國的經濟增速只能是6%，那我覺得這不能成立。

宏觀經濟討論短期問題，考慮的時間長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觀經濟形勢和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假定那些結構性因素是給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時候，就要考慮這些因素具體產生了什么影響。

比如消費為什么下去了？這跟人口老齡化可能有關系，但恐怕直接的原因并不是這個。2020年很多人主張像美國那樣，通過政府給老百姓發(fā)補貼來促進消費。這肯定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如果消費者對經濟增長和收入預期很悲觀，即便你發(fā)了錢他也只會存起來。2021年好多人講消費可能會出現(xiàn)報復性增長，其實可能性不大，如果經濟不能夠真正增長起來，不能使大家的收入增加，不能改變大家的預期，消費增長就會很困難。

再比如人口老齡化對GDP的影響。人口因素確實與經濟增長速度有某種相關關系，但不見得是因果關系。日本在60年前的經濟增長率超過8%，現(xiàn)在低至1%左右。與此同時，日本人口也快速老齡化。這是一個長達60年的過程。老齡化肯定對日本的經濟增速有很大影響，但將老齡化對經濟的影響分攤到每一年來看，在每一年這種影響很小。

當然，我并不是說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不值得重視，我想說的是，在分析短期宏觀經濟形勢的時候，最重要的是判斷一下我們能不能使經濟增長速度再高一點。如果經濟增長速度再高一點，通貨膨脹起來了，或者會產生金融危機了，那說明經濟增長速度高不了，只能保持現(xiàn)有水平甚至還要再降低；如果沒有這些情況發(fā)生，為什么我們就不能追求更高一點的經濟增長速度？我覺得，這是經濟學界的方法論出了問題。

還有一點，我們老想著預測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然后根據(jù)預測的結果來決定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問題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時候把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算準了。中國更是如此，很多時候連基本的統(tǒng)計材料都沒有。國家統(tǒng)計局在不斷調整修改統(tǒng)計資料，美國也是，多年之后再對之前的主要經濟指標做調整，可能調整一個或者兩個百分點，但總共才三個百分點，這樣的宏觀經濟預測到底有多大意義？

我們研究經濟學有幾十年了，碰到過很多著名經濟學家，有人預測準了，但他可能一輩子就蒙準了那一次。美國一位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預測到金融危機的發(fā)生，他大概就預測準過這么一次。還有位美國經濟學家90年代初就預測美國會發(fā)生嚴重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在20年后終于發(fā)生了。有人說，“只要你堅持一個預測，永遠說下去，你總要準一次”，但這有什么意義？所以我覺得，預測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不能認為它就是真理，就非得按照這個去做。

我特別欣賞過去的中國決策者“摸著石頭過河”的態(tài)度，搞不清楚前面是什么，大方向看準了，那就邊走邊看，這里面蘊含了相當多的道理。有些管經濟的不懂經濟學，但他們比懂經濟學的管得好，這是事實。盡管中國過去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中國過去40年的經濟增長率就是達到了年均10%。中國的GDP在剛改革開放時排名世界第18，小于荷蘭，但到現(xiàn)在讓美國都害怕了。中國的GDP在剛改革開放時不足日本的1/4，2010年趕上了日本，現(xiàn)在已經是日本的3倍。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要成功了就是好的。我感覺，當初決策者幸好沒聽信經濟學家的一些非常scholarly（學術性的）的主意，否則實現(xiàn)不了10%這樣的成績。世界銀行在上世紀80年代對中國經濟做了很多預測報告，但許多都不準甚至和實際情況南轅北轍，那里聚集了當時最優(yōu)秀的經濟學家，他們對中國做了大量的調查。為什么會這樣？我主要想強調的是，人對這個世界的發(fā)展了解得非常少，必須抱著一種非常謙卑的心態(tài)去嘗試，敢于嘗試才是最好的。只要中國的通貨膨脹不失控，沒有非常明顯的金融危機風險，就應該爭取讓GDP保持更高一點的增長速度。

每年都有人在說中國面臨危機。2012年我們去紐約交流，當時美國那邊就說中國要發(fā)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先是說房地產市場要崩潰，然后又說溫州地下金融要把中國整個金融業(yè)拖垮。我當時說，雖然這些問題存在，但是它們根本不可能導致中國經濟出現(xiàn)你們說的這些情況，當時溫州的地下金融的規(guī)模跟整個中國經濟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我們不能無視這些問題的存在，但它們也不會造成我們所認為的那樣一種危機。

我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社會科學院，當時就在講中國危機、通貨膨脹，說籠中老虎會出來，但等了50年我頭發(fā)都白了，這些危機還沒等出來。如果那時候小心翼翼不讓經濟增長了，那中國肯定不會有今天。所以我覺得，經濟學還不是一門十分嚴謹、十分確定的科學，尤其是經濟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還有藝術性。我想強調的是，我們現(xiàn)在要用試錯的方法，追求一個比較高的經濟目標，而且我們有潛力和能力使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6%以上。

2022年大家認為是5.5%，我覺得這個數(shù)字是比較現(xiàn)實的，因為畢竟還在受疫情沖擊。我們應該有個目標，我不贊成不制定目標。這個目標應該是引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但必須要有個目標，這樣大家才會圍繞這個目標去制定政策。實際上，每個部門在制定每項政策時都有一個隱含的目標，只不過沒說出來。既然如此，為什么不明確提出一個目標，大家再根據(jù)這個目標來協(xié)調行動呢？同時，這個目標定得也不要太低，我們用試錯的心態(tài)去嘗試，確實不行后再退回來也不晚，避免出現(xiàn)所謂的“經濟磁滯效應”。一個人老失業(yè)，再就業(yè)就可能不適應，而一個團隊因經濟情況不好解散了，再組織時可能就沒人氣了，這就是所謂“預期的自我實現(xiàn)”，所以我們應該就經濟增長目標采取一個更加積極的態(tài)度。

在這一點上，我相信社科院世界經濟所的主流研究人員和北大的主流研究人員的想法非常接近。我們需要多交流，大家也要把想法說出來讓更多的人理解，通過我們共同的努力來推動中國經濟的發(fā)展，為中國實現(xiàn)百年目標做出一點微薄但積極的貢獻。

整理：何又夕 | 編輯：王賢青 白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