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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2021年10月12日，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北大國發(fā)院聯合舉辦了“生物多樣性經濟學圓桌論壇”，邀請《生物多樣性經濟學：達斯古普塔評估》（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The Dasgupta Review）的作者、英國劍橋大學的帕薩?達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教授進行圓桌對話。本次圓桌對話由林毅夫教授主持，參與者還包括日本名古屋大學國際經濟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薛進軍，北大國發(fā)院副院長、環(huán)境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徐晉濤，以及聯合國環(huán)境署國際生態(tài)系統(tǒng)管理伙伴計劃主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兼職研究員張林秀（論壇全英文進行，本文為對話內容的中譯，未經作者確認）。

林毅夫：眾所周知，世界各地越來越多地受到極端天氣的影響，比如河南鄭州、美國紐約以及包括德國在內歐洲各地的暴雨和洪水，還有北美的熱浪等。所有這些極端天氣都是全球變暖的結果。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導致的全球變暖，2015年170個締約方簽署了《巴黎協(xié)定》，同意采取行動，將氣溫上升控制在2°C以內。

人類面臨的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威脅是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人類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類的生計和福祉依賴于大自然。然而，近幾十年來，以生物多樣性喪失為代表的自然退化速度驚人地加劇。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在去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哺乳動物、鳥類、魚類、兩棲動物和爬蟲類動物的數量自1970年以來下降了68%。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統(tǒng)計數字則表明：5%～20%的脊椎動物和樹木物種現在面臨著滅絕的威脅，而且物種滅絕的速度正以百倍的速度增長。因此，我們需要采取類似于《巴黎協(xié)定》的全球行動來應對氣候變化和維護生物多樣性。

今年2月，帕薩?達斯古普塔教授發(fā)布了《生物多樣性經濟學：達斯古普塔評估》（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The DasguptaReview），提供了可靠的分析并呼吁采取行動。我認為，該評估將對生物多樣性產生影響，就像《斯特恩報告》（SternReview）對于氣候變化的影響那樣。

我很榮幸成為該評估的國際顧問委員會成員。我發(fā)現該評估的結果和建議與中國政府的生態(tài)文明理念和新的發(fā)展理念高度一致。我們知道，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10 月在昆明舉行，審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并確定2030年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新目標。

所以，我們現在是討論《達斯古普塔評估》并共同引起關注和呼吁、采取行動的好時機。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和北大國家發(fā)展研究院很高興在 COP15 召開之際組織這次圓桌會議。我們很高興達斯古普塔教授與徐晉濤教授、薛進軍教授、張林秀教授一起參加圓桌對話。

生物多樣性與氣候之間的關系

首先，我向達斯古普塔教授提問。多年來，環(huán)境保護的關注點一直是氣候變化。但如您所知，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是氣候變化的關鍵原因，反之亦然。在某種程度上，生物多樣性的危機更加令人擔憂，因為科學家們才剛剛開始量化其對人類的意義，而我們在氣候變化方面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您能否解釋一下這兩個問題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以及它們有何不同？

達斯古普塔：生物多樣性的喪失與氣候變化之間的聯系非常明確。大部分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是由于土壤用途發(fā)生變化而引起的，例如砍伐熱帶雨林將土地用作牧場、開發(fā)大豆和棕櫚油種植園等。如此大規(guī)模的森林砍伐導致氣候變化，這是一個方向。

另一個方向也很清晰。氣候變化，尤其基于我們現在觀察到的極端天氣事件。正如我們當前所見一般，極端天氣事件變得越來越頻繁和嚴重：熱浪、火災、龍卷風、臺風等等。這會破壞我們的生物多樣性。

氣候變化經濟學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之間的區(qū)別在哪里？與其說是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氣候調節(jié)之間的差異，不如說是經濟學家選擇研究氣候變化的方式有所不同。氣候變化經濟學，正如目前在經濟學模型和國際討論中所呈現的那樣，將氣候調節(jié)與自然提供的其他商品和服務（廢物分解、固氮、授粉等）割裂開來。大自然以聯合產品的形式向我們提供服務，這些服務相互補充，不能相互替代，更不是彼此獨立。因此，如果我們破壞大自然，導致她無法充分為我們提供某種服務，那么其他服務也將受到不利影響。

大自然不會出現在增長和發(fā)展的標準模型以及貧困經濟學中。公認的氣候變化經濟學只是將氣候系統(tǒng)嫁接到沒有大自然的模型上。在我發(fā)表的關于生物多樣性經濟學的評論中提到了大自然服務的多樣性，我認為這是一個綜合框架，我們可以在這個框架上建立經濟模型，讓我們可以合理地了解經濟可能性。

為什么要評估大自然在經濟中的價值？

林毅夫：您在評估中明確表示，我們的經濟根植于大自然，大自然是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并為評估大自然的價值提供了有力的理由。為什么這一點如此重要？

達斯古普塔：對于林教授和我們圓桌對話的其他嘉賓來說，這些顯而易見，但我仍然需要向公眾強調一下：我們的經濟根植于大自然，人類本身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是我們的家園。

目前有這樣一種想法：我們可以依靠自己聰明的大腦將自身從大自然中獨立出來，利用科技進步超越大自然的限制。這種想法可以追溯到歐洲啟蒙運動，但它只有在當代經濟模式中才有具體表現，即無止境的技術進步可以讓我們能夠享受更大的物質財富。一定要拋棄這種想法。我們需要在經濟模型中以整合的形式引入大自然，也就是說應該將經濟模型嵌入生物圈。

大自然是一種巨大的自生式固定資產。生物圈的所有組成部分，如生態(tài)系統(tǒng)等，都是固定資產。它們可以被稱為“自然資本”，與建筑物、道路、港口和機器等其他資產一樣，生態(tài)系統(tǒng)對我們來說也有價值。政府部門采用的經濟模型包括生產性資本和人力資本，但不包括自然資本。而經濟可能性模型不僅應該包括生產性資本和人力資本，還應包括自然資本。

我在評估中敦促各國政府，不僅要以收入和支出的形式（例如 GDP）來編制國民經濟核算賬戶，還要編制資本核算賬戶，列出這三種資本的存量。所謂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必須從上一年移交到下一年的資產清單來理解。對存量資產的正確計量必須是對財富的包容性計量，即生產性資本、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的社會價值的總和。私營公司要創(chuàng)建資產負債表，國家也應該創(chuàng)建資產負債表。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應該使用會計價格來評估資產價值，而私營公司則可以合理使用市場價格。

我們應該研究的是國家的財富及其隨時間的變化，而不是國家的 GDP 及其隨時間的變化。世界銀行讓我們養(yǎng)成了一個壞習慣，那就是只根據人均 GDP 增長率的差異來衡量各國經濟的相對成功。

林毅夫：您的解釋非常清晰，下面我請薛進軍教授發(fā)言。他是日本名古屋大學國際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教授。

生物多樣性經濟學與增長理論和國民經濟統(tǒng)計體系

薛進軍：非常榮幸能夠加入關于《生物多樣性經濟學：達斯古普塔評估》的圓桌討論。眾所周知，經濟科學一直處于不同的發(fā)展階段，以應對不同階段的需求。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當世界處于經濟復蘇階段時，正如達斯古普塔教授的評估中所說，經濟科學最重要的目標是經濟復蘇。然后，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出現了增長理論。

當人口爆炸和環(huán)境污染成為經濟增長的限制時，隨之出現的是發(fā)展經濟學和環(huán)境經濟學。

到了九十年代和新世紀之初，正如《斯特恩報告——氣候變化經濟學》所述，人類社會面臨全球變暖。《低碳經濟學》（Low Carbon Economics）是我寫的一本書，于2011年以中英文出版，為經濟學引入一個新的分支并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目前，生物多樣性面臨風險成為了一個緊迫的問題，于是，生物多樣性經濟學也進入了我們的視野。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達斯古普塔教授的這本著作對經濟科學做出了重大貢獻。它將對經濟理論、政策以及我們的國際社會產生巨大影響，也將改變我們看待世界和思考大自然、社會、人類等事物的方式。

因此，我必須說，非常感謝您對經濟理論的杰出貢獻。我正在研究新的經濟學，有時會覺得很難理解，所以想利用這點時間向您提出一些問題。

第一，如何將生物多樣性經濟學的內容融入到增長理論中？我們知道增長理論在經濟理論中非常重要，將氣候變化問題與生物多樣性問題結合起來將形成創(chuàng)新的經濟理論，正如林教授剛才提到的由斯特恩和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提出的氣候變化經濟學議題。

其次，如何在經濟統(tǒng)計體系中反映生物多樣性，將生物多樣性或自然資本的隱含價值或潛在價值計入到國民經濟統(tǒng)計體系？

這是我的兩個問題，期待您的答案，謝謝。

達斯古普塔：您和林教授提出的問題都很好，它們應該是我們討論的核心。我現在提出一些自己對這些問題的初步想法。

首先，我的評估雖然被稱為關于生物多樣性經濟學的評估，但其重點并不是討論生物多樣性，而是應該被稱為關于生物圈及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經濟學。生態(tài)系統(tǒng)是固定資產，而生物多樣性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一個特征。從某種意義上說，生物多樣性提高了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生產力。健康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可以為我們提供更好的服務。生物多樣性越強，生態(tài)系統(tǒng)越健康。

我在這里特意使用了“健康”這個詞。生態(tài)學家使用這個詞的方式，與全科醫(yī)師、醫(yī)生、醫(yī)學專業(yè)人士在意指人類健康時完全相同。生態(tài)系統(tǒng)是否健康，在于是否能將自身轉化為我們依賴的各種服務，也就是我之前在回答林教授的問題時所列舉的服務。我們享受的這些服務是無聲的、無形的，比如氣候調節(jié)、固氮、土壤再生、廢物分解等。只有當這些服務崩潰時，我們才能意識到它們的存在。所以生態(tài)系統(tǒng)是資產。我們需要將之與其他各類資產相提并論，例如桌椅、機械設備、道路和港口、教育和健康等。

可以將生物多樣性比作“信任”?！靶湃巍笔巧鐣囊粋€特征，信任水平越高，社會在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分配方面就越有效率。

對于氣候變化經濟學來說，公認的弱點之一是它只關注大自然的一項服務，即氣候調節(jié)，而忽視了其他服務。這就大錯特錯了，因為生物圈是一個由可再生資產（濕地、紅樹林、珊瑚礁、草原、雨林等——它們都是資產）組成的互聯系統(tǒng)，而且，我剛才列舉的服務是互補的，并不能相互替代，更不是彼此獨立的。所以，如果你對其中的任何一項服務施加壓力，其他服務也會崩潰。

氣候變化經濟學的第二個弱點是，清潔技術可以取代化石燃料以提供能源。也就是說，氣候變化的技術解決方案是可行的，一旦實現能源轉型，GDP就能無限增長。此外，氣候變化經濟學評論強調，把全球GDP的2%-3%用于（技術）投資就能實現能源轉型，這也使得氣候變化問題至少在理論層面很容易解決。

不幸的是，正如我在評估中所指出的，對于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一難題，并沒有技術解決方案。我們不能用生產性資本來代替生物圈的運轉！我們要讓大自然恢復健康，也就是說，只有我們愿意嘗試基于大自然的解決方案，才能阻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意味著我們的投資要從生產性資本轉移到自然資本的再生上。

為了讓大家了解原因，我們應該始終記住，技術解決方案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后果。這已經被一次又一次地證明。當你試圖過多干預大自然，她會習慣性地進行反擊。我們應該永遠記住，我們不了解大自然，她太復雜了。畢竟大自然已經經過了 43 億年的演化，而智人只有區(qū)區(qū)20萬年的歷史。我們與大自然一起進化，與大自然融為一體，而現在我們卻試圖凌駕于它。這就是我們現代生活的真正悲劇。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有可能構建增長模型，將人類經濟視為植根于大自然之中，也就是說，人類經濟并沒有獨立于大自然之外。政府部門、國際組織和學術界不應該按照這樣的思路構建宏觀經濟學模型。在我的評估中，我制作了這樣一個模型的原型，它與氣候經濟學家提出的模型大不相同。

大自然是一種資產，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包含了從家庭、社會、區(qū)域、國家乃至全球層面對于資產管理問題的研究。

在福利經濟學對于幸福感的衡量中，有一個奇怪的分裂型因素。我們通過GDP及其增長率來判斷國民經濟的表現。但是，當我們通過成本效益分析來選擇投資項目時，無論是私營部門還是公共部門，都會估算投資回報率——公共投資估算社會回報率，私人投資估算私人回報率，這兩種方法都是估算項目現期貼現值的不同方式。在對投資項目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的規(guī)則中，沒有任何一條告訴我們應該根據項目對 GDP 的貢獻來選擇投資項目！

但請注意，項目的凈現值是利潤的貼現總和，即現金流。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貼現金額就是庫存。僅此一項就能看出，凈現值衡量的是一個項目對經濟財富的貢獻。然而，當我們進行宏觀經濟分析時，我們卻不會提到財富，反而僅僅討論GDP。沒有私營公司會說：我會根據是否會帶來GDP的增長來選擇投資項目。他們不會這么說，而只會關注利潤。私營公司想要知道利潤流的凈現值是不是正值。因此，我們的確有必要轉向以財富為基礎的衡量指標來評估經濟表現。

我在評估中將該衡量標準稱為“包容性財富”（inclusive wealth），表明我們所說的財富包括生產性資本、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的價值。之前，我和肯尼思·阿羅（Kenneth Arrow）教授曾稱之為“綜合性財富”。事實上，中國和新西蘭在納入資本核算賬戶方面一直處于領先，英格蘭也正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我預計，各國政府將越來越多地轉向基于財富的指標進行評估，而不是采用基于收入的衡量指標。

林毅夫：非常精彩的回答。對于達斯古普塔教授的回應，薛進軍教授還有什么評論嗎？

生物多樣性經濟學與環(huán)境經濟學的區(qū)別

薛進軍：非常感謝您的精彩回復，我對此回答大致滿意。不過，我仍想談一些我對您的經濟學的看法。我在耶魯大學時師從威廉·諾德豪斯教授學習發(fā)展經濟學，也從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等教授那里學到了相關知識，所以我對經濟學及發(fā)展經濟學有所了解。我對您的新理論非常感興趣。您想創(chuàng)新一種與傳統(tǒng)理論完全不同的新理論。然而，正如我們所知，生態(tài)和自然資源這些元素已經被很多人充分討論過，而包含這些要素的環(huán)境經濟學也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存在。

那么您的生物多樣性經濟學跟環(huán)境經濟學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您的新經濟學理論涵蓋了生態(tài)經濟學和環(huán)境經濟學的內容。或許我的理解不正確，但我確實想知道它們之間的區(qū)別。

達斯古普塔：非常感謝你提出這個問題，讓我有機會申明我的評估符合經濟學推理。我所提出的并非是全新的理論，該評估是對經濟學進行重新包裝。通過接近正統(tǒng)經濟學，我完成了重新包裝，并在許多需要調整的方向上進行了調整，以便它能夠反映一個事實，那就是人類經濟植根于大自然之中，而非獨立于大自然之外。經濟學是一門偉大的學科，我也是在這門學科的指導下撰寫這篇評估，但我不得不對經濟學進行重新包裝?？梢钥隙ǖ氖牵凇碍h(huán)境與資源經濟學”領域有大量文獻，我在撰寫評估時從中吸取了豐富的素材和觀點。但我這篇評估讀起來與那些文獻大不相同，這并不是環(huán)境與資源經濟學的問題，而是在于我剛才提到的：經濟學家，甚至環(huán)境與資源經濟學家，都傾向于將大自然視為人類經濟的外部因素，只有在我們認為需要時才在傳統(tǒng)經濟模型中引入環(huán)境資源。這就是為什么即使是環(huán)境與資源經濟學家通常也會提出主流經濟模型的附屬模型的原因。

舉例來說，假設你要研究珊瑚礁在區(qū)域經濟中的地位。在考慮該地區(qū)的經濟可能性時，您希望能夠將其視為固定資產。傳統(tǒng)的經濟模型會將珊瑚礁視為另一種資本品（capital good），找出珊瑚礁沒有市場的原因（因為它是一種公共財產資源），并繼續(xù)使用直觀的經濟推理。我的評估則超出了這一點，認為每個區(qū)域經濟都已嵌入生態(tài)系統(tǒng)網絡，當然也包括珊瑚礁。

環(huán)境與資源經濟學之所以需要重新建構，還有另一個原因。環(huán)境與資源經濟學是在發(fā)達國家發(fā)展起來的，尤其是在美國。這些國家理所應當地把這些資源視為便利設施。海灘、湖泊和公園為人們提供了欣賞大自然美景的機會。由于缺少此類公共產品的市場，因此采取各種方法，讓人們能夠衡量這類資本品的價值是很有必要的。條件價值評估法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可以估算出人們對于資本品提供的服務應支付的費用。我認為，這種對自然資源舒適價值的重視是發(fā)展中國家的政府將大自然視為奢侈品的原因。世界銀行發(fā)布的《1992年世界發(fā)展報告》專門探討了環(huán)境經濟學，并采取了這一方法。該報告指出各國首先通過傳統(tǒng)方式發(fā)展，即投資于生產性資本和人力資本，只有當國家變得富有時才會收拾混亂的局面。整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都充斥著這種觀點。我的評估有一部分是對這種經歷的回應，認為大自然不僅美麗，而且富有生產力：我們所做的一切都離不開她提供的服務。這就是為什么該評估會在解釋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生產力方面花費了如此多的篇幅。當然，就連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的人們都明白這一點。只要問問漁夫、護林人或農民，他們就會告訴你，他們將當地的生態(tài)系統(tǒng)視為一種生產資料！

我認為重點的變化——從消費轉向生產，又從生產轉向宏觀經濟增長模式，關注人類福祉和包容性財富的增長，而不是GDP的增長——是我的評估對公認的經濟學的調整。

所以，我最后要對薛進軍教授說，我們不應該把這篇評估理解為一種新的經濟理論。我沒有能力提出新的理論，我只是站在了導師羅伯特·索洛和肯尼斯·阿羅教授的肩膀上。我的意思是，我很慶幸索洛教授沒有繼續(xù)研究他的增長理論，因為如果不是這樣，我也沒有機會發(fā)表這篇評估！

生物多樣性經濟學不等式

薛進軍：非常感謝，我明白了，重新包裝和重新定向是您的經濟學的兩個關鍵詞。但是我鼓勵您繼續(xù)您的研究并發(fā)展新的理論，以便我們可以用來分析目前面臨的新問題和新情況。

回到理論層面，我有一個關于您的生物多樣性方程式的問題，即 N、Y 除以α，大于 G 和 S。我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衡量 α和 S，如何在供給側和需求側之間取得平衡？您說左邊是需求方，右邊是供給方，那么我們如何調整并達到平衡呢？

此外，如我們所知，有許多可以輕松記憶和理解的指標，例如GDP 和人均 GDP。所以在您的報告或經濟學中，您是否也想創(chuàng)建一個新的指標，就像人均 GDP 或自然資本等之類很容易衡量和理解的指標呢？這也是我的想法和一點評論。

達斯古普塔：謝謝你的提問。正如你所說，該評估要求各國政府在國民核算賬戶中報告本國的包容性財富，而不是 GDP，要牢牢記住包容性財富是一個國家的生產性資本、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存量的社會價值。應該將經濟進步理解為包容性財富的增加（當然，要根據人口變化進行調整），而不是 GDP 或人均 GDP的增長。原則上，即使自然資本存量有所下降，包容性財富仍可以在一段時間內（比如一年）增加。如果生產性資本和自然資本的積累速度足夠快，足以彌補自然資本的下降，這種情況就可能發(fā)生。

廣為接受的增長與發(fā)展經濟學和貧困經濟學曾提出，人類（經濟）植根于大自然，但這一假設是建立在一種直覺之上，即只有用生產性資本和人力資本取代自然資本才能實現經濟進步。這一假設指導了經濟實踐。全球經濟遵循的發(fā)展道路是不斷開采自然資源并將其轉化為生產性資本和人力資本。

但是，在全球范圍內，我們目前正處于一種救火狀態(tài)?，F在，自然資本岌岌可危，處于臨界點，我們需要關注我們對大自然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需求與大自然可持續(xù)地滿足這些需求的能力之間出現的巨大差距。你剛才提到的影響不等式（Impact Inequality）是衡量某一時刻供需差距的指標。而如今的影響不等式所反映出的差距已表明，我們的觀點需要改變。

在該評估中，我將人類對大自然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總需求分解為三個因素；N（人口規(guī)模）、y（人均 GDP）和α（大自然的商品和服務轉化為在 GDP 中體現的最終產品的效率的數值指數），因此總需求是 Ny/α。請注意，大自然的商品和服務的總供給在評估中用 G表示，而 G值取決于生物圈的狀態(tài)S，因此我們可以將供給表示為 G(S)，S 越大，G值越高。所以，影響不等式為 Ny/α > G(S)。

由于現在的影響不等式很大（我們正處于救火狀態(tài)），現在廣泛使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一詞應該被理解為，需求（Ny/α）和可持續(xù)供應（βG（S））之間的最小差值應該降到零。要實現這一點，要么減少需求，要么增加供給，或者兩者同時進行。需要什么樣的政策杠桿、制度改革和行為改變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呢？當今的討論集中在y、α、β、G和S上，主要是降低y、增加α，同時想辦法增加G——可能是通過投資S（注意，這些討論中不包括N！這個問題我會在后面說到）。這就是從消費與環(huán)境的關系來看待我們所面臨的環(huán)境危機。

有一類政策杠桿直接針對y，旨在讓自然資本適當變貴，這樣我們對生物圈的需求就會下降。相關政策包括對自然資本的使用征稅、設置配額以及建立專門的保護區(qū)等。這些杠桿將可同時提高

減少食物和水資源浪費等行為改變則是提高α的另一種方式，還有一種方法是取消自然資本補貼。我在評估中估計，目前全球每年對自然資本使用的積極補貼約為 4萬億-6 萬億美元，約占全球 GDP的3%-5%。

投資于大自然也可以直接增加可持續(xù)供應。開墾荒地是一類措施，通過減少污染促進濕地、河口和紅樹林恢復是另一類措施?；诖笞匀坏慕鉀Q方案是一種直觀的表達方式，即依靠大自然本身改善其健康通常比依靠生產性資本改善其健康更可行。對大自然進行投資只需要等待。在如今的荒地上植樹和對荒地上的自然基礎設施進行小的修復所需的財政支出，并不會比擴建導致荒地形成的道路網所需的財政支出更多。正如我們今天反復指出的那樣，道路擴建帶來的收益可能低于失去曾經的優(yōu)質濕地的成本。自然友好型投資主要是為了等待植物、細菌和真菌網絡的生長。此外，還有一些方法可以通過開發(fā)新技術（如生物技術）來提高G。

有趣的是，我們可以試想：如果聯合國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能夠持續(xù)到2030年，在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從現在到2030年，α必須以怎樣的速度增長？我所進行的評估發(fā)現，只有當α的年增長率是過去30年增長率的4-5倍時，影響不等式才會在2030年降至零！你可能會認為，制定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的聯合國官員和顧問會在2030年檢查這些目標是否可持續(xù)，但他們并不會。

那么N呢？它在影響不等式中扮演著與 y 一樣強大的角色，但如今沒有人談到它。我所讀到的關于 COP26 和 COP15 的討論中并未提及人口因素，這令我十分困惑。聯合國人口統(tǒng)計部門對目前到2100年的區(qū)域和全球人口進行了預測。你會發(fā)現，除了非洲，世界其他地區(qū)的人口數量略有下降，但非洲的人口將從目前的10億增加到38億。非洲的生育率約為4.7，死亡率的下降與生育率的下降并不匹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收入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如果非洲人民試圖在在如此脆弱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提高GDP，并且非洲人口以如此驚人的速度保持增長，你認為他們將如何應對？我認為這是非洲人民面臨的根本問題，但沒有人愿意談論這一問題，尤其是非洲的領導人。這就是我在該評估中談到非洲問題的原因。我希望能夠清楚地表現我是從普通非洲人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的——她的未來如此暗淡。非洲的富人會像其他地方的富人一樣照顧好自己，而普通的非洲人將繼續(xù)受苦。在不斷縮小的生物群落中，人數的增加可能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內部沖突，而向外遷移的努力則會引發(fā)更激烈的沖突。

現在流行的說法是，生育率是由文化因素決定的，從而將 N 從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討論中排除。但y 的組成也是如此，而且文化習俗變得非?？欤ㄏ胂胧謾C和互聯網的使用，沒有任何文化障礙能夠阻止它們的發(fā)展）。在貧窮國家中，孟加拉國展示出了大力投資計劃生育和生育健康服務可以取得的結果。那里的生育率目前剛好在人口替換率以下。相比來看，巴基斯坦的生育率則約為3.4。再比較一下他們的經濟狀況?。ň幷咦ⅲ好霞永瓏腉DP已超過巴基斯坦）

薛進軍：感謝您的回答，我明白了。希望以后能有機會和您進行面對面的討論，從您那里學到更多東西。

林毅夫：進軍和達斯古普塔教授之間的對話很吸引人。我發(fā)現達斯古普塔教授非常謙虛，他說自己并沒有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理論，只是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概念。特別是他擴展了我們提到的財富的概念，延伸了財富的衡量標準。這非常重要，因為對我們經濟學家來說，自從亞當?斯密以來，我們一直試圖了解國民財富的本質和原因，當然還有世界財富的本質和原因。

眾所周知，直到現在經濟學家仍使用 GDP 作為衡量財富的標準，而該衡量標準太狹隘了。達斯古普塔教授希望我們擴大衡量標準，擴大財富的范圍。我們也知道有一個定量和定性的維度。很多時候，如果擴展量的維度，將會導致質的變化。由于我們一直使用GDP這個狹隘的衡量標準，因此盡管我們努力提高GDP，卻導致了國民財富的下降。

我認為達斯古普塔教授提出的關于財富的新理解，能夠維持甚至擴大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財富，所以我認為其結果將是革命性的。雖然您謙虛地說您的理論或分析方法并不是新的，但其研究結果將是新的，具有創(chuàng)新性。

下面我邀請北大國發(fā)院副院長徐晉濤教授加入對話。

如何以全球視野看待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并在全球范圍內采取行動？

徐晉濤：達斯古普塔教授。我原本有兩個需要澄清的問題。第一個是，您這項評估的議題是 “生物多樣性”，但是您經常說到的詞語卻是“大自然”，請問這兩個概念有什么區(qū)別呢？

原本我的第二個問題是想詢問您對自然資源與環(huán)境經濟學現狀的看法。不過進軍剛才已經提了這個問題，您也給出了很棒的答案。您提到了發(fā)展中國家的生產力問題和發(fā)達國家的便利設施問題，這一觀點很睿智。

那現在我想再提一個新的問題。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是兩大全球性的環(huán)境問題，而不是某個國家的問題，比如候鳥遷徙、跨邊境的森林火災等。對于單個國家來說，僅僅試圖增強民眾意識并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tài)系統(tǒng)，這么做可能仍不夠。有許多議題需要全球聯合行動。比如，如果一個國家開始保護它的森林，那么它就會從其他國家進口更多木材，這樣其他國家的森林管理系統(tǒng)可能會變得更差，森林砍伐的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而不是變得更好。漁業(yè)問題也是如此。中國一直面臨著這樣的挑戰(zhàn)。中國實施了天然林保護工程，現在我們從熱帶國家進口大量木材，進口量顯著增加，所以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批評。我們出臺了禁捕的政策，卻在全球的公海捕魚。因此，生物多樣性確實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僅僅一、兩個國家做得好，并不能解決問題，甚至可能引發(fā)更多的問題。所以，我們真的應該以全球視野看待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并在全球范圍內采取行動。請問您在這方面有什么看法？

達斯古普塔：感謝您提出了一個絕妙的問題，讓我可以對一些事情進行澄清。在評估中，我沒有交替使用“生物多樣性”和“大自然”這兩個詞，而是使用“環(huán)境”、“生物圈”和“大自然”。因為如果我在 600 頁的文章中一遍又一遍地使用相同的術語，那會讓讀者感到厭煩。

生物圈是一個存量；生物多樣性是大自然的一個特征，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一個特征；而生態(tài)系統(tǒng)則是大自然的組成部分。因此，盡管這篇評估的標題提到了“生物多樣性”，但評估本身是對自然經濟學（economics of Nature）的研究。生態(tài)系統(tǒng)是構成大自然的生產性資產。

我將關注點從“生物多樣性”轉移到“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影響之一是避免在評估中討論生物多樣性目標。相反，該評估討論了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生產力，討論了生態(tài)系統(tǒng)生產力下降的原因，以及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來改變這種局面。

您提出的第二個問題非常深刻。確實如此，這些是自然界中出現的一些最大的問題，它們是全球性的問題。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大自然是可流動的。所以，在中國發(fā)生的事情會影響到加勒比地區(qū)，而船只在北極造成的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影響到南極，因為海洋和風一樣一直處于循環(huán)中。您所言完全正確，我們能做的就是這么多，就是控制局部外部性（local externality）。

例如有兩塊相鄰的土地，一塊用于生產咖啡豆，另一塊則是一片森林，這兩塊土地能夠互惠互利。我們可以解決很多當地的問題：比如管理沿海漁業(yè)，管理當地的森林等。這些都是確信無疑的，但我們不要拘泥于其全球公共產品性質。

我之前提到過，減少食物和水資源浪費等行為變化可以提高影響不等式中的α。我注意到，提高α的另一種方式是取消自然資本補貼。我曾提到，目前全球每年對自然資本使用的積極補貼約為4萬億-6萬億美元，約占全球GDP的3-5%。盡管這個數字十分龐大，但并不包括人類通過允許資源開放利用來開發(fā)公海（提供魚類資源和海運航道）等全球公共資源而支付的被動補貼。公海屬于每個人，這就意味著它不屬于任何一人，也因此沒人會有保護它的動機。有必要建立一個跨國組織對公海的使用進行監(jiān)測、管理和收費，所產生的收入可用于支付保護在各國管轄范圍內的泥炭地和熱帶雨林等全球公共產品所需的費用。這筆費用將是“生態(tài)系統(tǒng)服務費”的延伸，而收取生態(tài)系統(tǒng)服務費的做法正越來越多地被用于保護和恢復當地生態(tài)系統(tǒng)。

“二戰(zhàn)”結束后，各國通過設計馬歇爾計劃以及創(chuàng)建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衛(wèi)生組織等跨國機構來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展現了無窮的想象力、勇氣和胸懷。不過，目前還沒有針對生物圈的全球公共產品設立相關跨國機構。由于 COP26 和COP15 都不太可能提議設立這樣一個機構，因此每年未能針對公海運輸和捕魚征收數千億美元的租金。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可以將這些收入支付給那些擁有熱帶雨林等全球公共產品的國家，停止對雨林的破壞。

現在，在國家管轄范圍內鼓勵甚至強制要求支付生態(tài)系統(tǒng)服務費的做法越來越多。中國已經開始實行這一制度，哥斯達黎加也是如此。我在評估中建議應將該這種做法擴展到全球公共產品，如熱帶雨林等生物群落，當然這就要求必須建立一個國際機構。

據我所知，COP15不會討論建立國際機構來處理全球公共產品的必要性，因此我感到非常失望。畢竟單靠一個國家的力量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即使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也不行。

林毅夫：回答非常精彩，晉濤，您還有其他的評論和問題嗎？

徐晉濤：達斯古普塔教授的評論非常精彩。我認為您的回答所傳達的信息是，經濟學在這場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悲劇中仍然有效。我們可以使用定價方案，可以使用PES（供給的價格彈性），如果我們能夠建立全球機構，大概就可以使用所有這些經濟學工具。

中國的“綠就是金”原則與實踐

林毅夫：接下來我邀請張林秀博士發(fā)言。首先，我想問張博士一個問題，在您成為“聯合國環(huán)境署國際生態(tài)系統(tǒng)管理伙伴計劃”（UNEP-IEMP）主任之前，您已在中國擁有廣泛的研究經驗和研究背景，現在您領導聯合國環(huán)境規(guī)劃署在中國的合作中心。在談論中國在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tài)系統(tǒng)方面的努力，以及這些努力如何與《達斯古普塔評估》產生共鳴時，您無疑處于非常獨特的位置。您能和我們分享一些自己的觀察嗎？

張林秀：通過參與此次圓桌討論，我學到了很多東西。達斯古普塔教授說我們缺乏保護全球公共產品所需的制度。我明白我們距離創(chuàng)建全球機構還有一些路要走，但我知道多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十年，中國政府對生態(tài)和環(huán)境問題非常關注，并將生態(tài)文明和環(huán)境保護作為關乎國家現代化建設和人民福祉的長期戰(zhàn)略。

所以我們才會談到“綠就是金”的概念。中國人喜歡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認為這確實與我們討論的內容產生了共鳴，它強調了我們的經濟植根于大自然，并作為一項重要的發(fā)展原則在全國范圍內提出。我個人認為這是非常積極的，就政治意愿而言，它需要與雄心壯志、協(xié)調合作和各種工具等其他要素相結合，以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在將生物多樣性的價值納入決策主流方面，中國一直在與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合作進行試點項目，例如自然資本核算和生態(tài)系統(tǒng)服務評估。這一項目是由聯合國統(tǒng)計司指導，中國國家統(tǒng)計局實施的一次很有前景的嘗試。它在國家層面啟動了生態(tài)系統(tǒng)核算的試點測試，這是幫助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tài)系統(tǒng)納入國際主流決策機構的一個很好的開端。

在“聯合國環(huán)境署國際生態(tài)系統(tǒng)管理伙伴計劃”框架下，我們還與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部密切合作，開展有關生態(tài)系統(tǒng)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TEEB）的短期項目，其對農業(yè)和糧食系統(tǒng)的評估可以支持更好的決策過程，將農業(yè)領域的外部性得以內在化。

我認為這些案例評估的優(yōu)點之一是它們使用了情景分析的方法，這使我們能夠看到現階段制定的政策不僅會影響生產性資本和人力資本，還會影響遠至2035 年甚至2050 年的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將當代和后代的價值觀和福祉考慮在內，做出明智的決定。

我注意到中國還有其他專業(yè)人士正在嘗試引入一些新概念。例如，其中之一是“增長、經濟和生態(tài)”產品，這個概念將GDP和GEP結合起來，建立“綠就是金”的框架，也就是將經濟發(fā)展嵌入大自然之中。我認為，這是一項非常好的、有前景的工作。我相信從這些案例或試點中得出的良好做法和經驗教訓，將有助于把這樣的實踐擴展到我國更廣泛的區(qū)域。

同時，我希望通過南-南合作機制，與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共享這些做法，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幫助我們將對大自然的評估納入主流，正如《達斯古普塔評估》所期望的那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聯合國環(huán)境署如何應對生物多樣性挑戰(zhàn)

林毅夫：我還想問一個關于您的機構在做什么的問題?！哆_斯古普塔評估》呼吁采取集體的和持續(xù)的行動來改造體系，這也是我們使用大自然的基礎，尤其是要改變金融和教育系統(tǒng)。那么，您能否與我們分享您的機構為了應對目前的難題，加速促成革命性和系統(tǒng)性的變革，制定了什么政策和計劃？

張林秀：從聯合國環(huán)境署層面，我們提出了三個環(huán)境挑戰(zhàn)：一是氣候變化，二是生態(tài)系統(tǒng)退化，三是污染。

正如達斯古普塔教授所說，環(huán)境問題與人類福祉密切相關，需要共同應對這些挑戰(zhàn)以實現可持續(xù)性發(fā)展。我們知道，生物多樣性和生態(tài)系統(tǒng)完整性的喪失以及氣候變化和污染，關乎80%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這不是關于目標的可持續(xù)性，而是關于目標本身，這讓我們更難在減貧、饑餓、健康、水以及城市和氣候等方面取得進展。

因此，鑒于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土地退化以及空氣和水污染的相互關聯性，這些問題必須同時解決。因此，目標的制定、指標、承諾、關鍵環(huán)境中的機制、公約及其實施需要保持一致，才能協(xié)同作用，更加有效。

基于這種精神，關聯法（nexus approaches）對于變革性行動至關重要。因此，在聯合國環(huán)境署國際生態(tài)系統(tǒng)管理伙伴計劃之下，自 2016 年開始，我們正在實施一項關于氣候、生態(tài)系統(tǒng)和民生的旗艦項目。我們注意到，當你搜索氣候變化、生態(tài)系統(tǒng)或民生時，會發(fā)現有很多相關的研究和行動；但是當你把它們組合起來，尤其是將這三個元素合在一起時，就沒有多少相關的研究和行動了。這就是我們開展該項目的原因。

因此，自 2016 年以來，我們的項目已經展示出用關聯法評估發(fā)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和氣候目標的情況。保護這些國家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并改善民生是可能的，也是有前景的，因為我們明白，當生態(tài)系統(tǒng)得到保護時，它將提供良好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服務，這將提升民眾的福祉。

所以，我們清楚：每個人都可以在轉變社會和經濟體系方面發(fā)揮作用，邁向可持續(xù)的未來。所有參與者都可以發(fā)揮各自的、互補的和關聯的作用，連結各領域帶來即時的和長期的經濟領域的轉折性影響。我們也知道個人可以通過改變飲食、旅行習慣，避免浪費食物和資源，以及減少水和能源消耗等方式促進變革，而這些都可以通過改變行為和加強認識來達成。

當然，企業(yè)創(chuàng)新和知識共享將在向可持續(xù)的未來轉型過程中創(chuàng)造出新的聯結、經濟可能性和機遇。我認為我們擁有充滿前景的良好實踐，但前路仍不乏挑戰(zhàn)。

GDP在國家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及如何衡量包容性財富

林毅夫：我再想向達斯古普塔教授提出兩個問題。我們將自己稱為發(fā)展經濟學家，總是以行動為導向。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傳統(tǒng)的GDP增長在一個國家的政策制定中還起作用嗎？第二個問題是，正如您在評估中建議的那樣，我們可以采取什么樣的實際步驟以衡量包容性財富？

達斯古普塔：我認為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GDP 將與我們同在。因為如果試圖了解或掌握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規(guī)模，GDP仍是很有價值的衡量標準。

當然，對于短期宏觀經濟管理問題，GDP 仍將是必要的。這一點毫無疑問。GDP的問題存在于評估方面和跨期項目上，即評估國家和國際政策所呈現的宏觀經濟未來的可持續(xù)性。GDP的主要問題是它沒有考慮到折舊。這在過去或許并不重要——比如70年前——當時各國使用只計算生產性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宏觀經濟模型并非不合理，因為人們可以使用粗略、現成的折舊數字。

自然資本則大不相同。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折舊是高度內生的——一年內可以從完全不影響生態(tài)系統(tǒng)的0% 到破壞生態(tài)系統(tǒng)的100%！這就是我在評估中建議采用基于資產的國民核算方法的部分原因。各國應該制作國家資產負債表。我一點也不相信國家統(tǒng)計局每年都會記錄包容性財富。

此外，自然資本所附加的價格不會公布，在某些項目上會出現巨大分歧。問題的關鍵在于將包容性財富視為一個指標是無法實現的，但它指出了改善國民核算賬戶的方法。該評估的目的是建議統(tǒng)計部門每年編制一份國家自然資本存量清單，應邀請生態(tài)學家加入統(tǒng)計部門，以便對國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健康狀況進行評估。比如對于漁業(yè)而言，需要跟蹤魚類資源的自然數量……諸如此類。每年年底，一些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質量會有所改善，或者范圍會擴大，而另一些生態(tài)系統(tǒng)則會惡化（就是貶值）。這類信息非常有價值，因為國家在制定政策時可以作為參考（例如需要對退化的生態(tài)系統(tǒng)進行投資）。

不幸的是，大多數國家似乎只有一份很初級的自然資本存量清單。幾年前，我和肯尼思·阿羅教授、勞倫斯?古爾德（Lawrence Goulder）教授發(fā)表了一項研究，估算了中國、印度、美國、巴西和委內瑞拉這五個國家的包容性財富隨時間的變化。我們想看看在所討論的時間段內人均包容性財富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了。我們竟然找不到魚類資源的估算值！為什么？因為大多數國家沒有關于魚類存量的數據。私營公司擁有自己的資本存量清單，但國家居然沒有。這一點需要改變。

好消息是，一些國家正在增加自然資本核算賬戶。你比我更清楚，中國正在努力重建國民核算賬戶。英國在自然資本核算賬戶方面十分領先，在適當的時候，自然資本核算賬戶將作為主要賬戶的附屬賬戶，而主要賬戶將繼續(xù)以GDP作為根基。那就好了，因為我的想法并不是要抹殺GDP，而是希望用體現公民福祉的方法來補充GDP，也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評估經濟計劃的可持續(xù)性。

環(huán)境經濟學家常常忘記GDP 是為了滿足短期宏觀經濟管理政策的需要而設計的。整個凱恩斯主義體系建立在 GDP 與就業(yè)之間理所當然的聯系之上。后者是國家福祉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

我希望宏觀經濟學的同事可以找到一種方法，將就業(yè)與經濟產出脫鉤，這樣政府就不必為了防止就業(yè)下降而敦促人們消費了！但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研究領域，我的這項評估無法涵蓋。

結語評述

林毅夫：今天進行了很好的討論，增強了我們對您這份評估報告的理解。當然，它也為我們提供了行動指導。我喜歡凱恩斯所說的：“無論好壞，危險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币坏┪覀冇辛撕玫南敕ǎ涂梢耘まD局面。否則，世界可能會朝著不可持續(xù)的方向惡化。

從您的報告中，我們進一步強調人類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類的本性是尋求生計和福祉。我們有義務修復生物多樣性，挽救生態(tài)圈等自然資產，改善大自然。當然，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改變行動理念和財富目標，即不僅僅盯著GDP，還要為此采取全球聯合行動。

即將舉行的COP15 將是一個向全世界傳播您的想法并采取行動的好機會。因此，我希望這次圓桌對話能夠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貢獻。

在結束本次圓桌對話之前，我想請所有與會者做個一句話評述。這次請張林秀博士先發(fā)言。

張林秀：我認為我們對《達斯古普塔評估》進行了充分的討論，但我想提出另外一點。我想在行動層面提醒大家，我們需要特別關注女性賦權。因為女性是革命性變革的杠桿和驅動力，是自然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領跑者。

徐晉濤：在這次對話中，我們似乎在討論經濟學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但實際上我們意識到經濟學可以為我們所看到的所有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如全球共同的悲劇，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和發(fā)展中國家的問題等。所以，我們很樂觀，可能只需要沿著達斯古普塔教授剛剛指出的方向更加努力地工作?？偟膩砜矗袧撛诘慕鉀Q方案都是經濟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

薛進軍：非常感謝林教授和達斯古普塔教授的主持，以及精彩的回答和評論。我認為我們進行了很好的討論，但這還不夠，因為今天我們提出了很多新問題，達斯古普塔教授也給了我們很多新的概念和想法，所以我建議以后有機會繼續(xù)討論。

今天早上，我聯系了《自然》（

林毅夫：很好的建議。當然，我們應該繼續(xù)攜手共進，努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達斯古普塔教授，現在輪到您做最后的總結。

達斯古普塔：我最后想說的是拜托大家千萬不要認為大自然是人類經濟的附屬品，她應該是經濟邏輯的核心。

林毅夫：非常好，這和我們常說的“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非常相似。讓我們朝著這個目標共同努力。感謝各位的參與，期待有機會再合作，為更美好的世界貢獻我們的知識。

翻譯：吳瑾

整理：文展春

編輯：王賢青、 白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