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播视频一区,无码鲁丝一区二区,精品 久久 五月天,国产老熟女,五月草草在线观看,中文日韩欧美,情色一区二区三区,欧美日韩亚洲激情在线,亚洲制服在线香蕉

2020年11月1日，北大國發(fā)院在上海舉辦【朗潤·格政】第148期暨“中國經濟的遠景與挑戰(zhàn)”專題第二期。國發(fā)院集合優(yōu)秀學者，基于和美國布魯金斯合作的《中國2049》研究報告和圖書專著，探究中國經濟的遠景與挑戰(zhàn)。繼首場（北京）探討老齡化與國企改革之后，本場（上海）聚焦氣候、環(huán)境與能源，解析發(fā)展的機遇與挑戰(zhàn)，探討必要的改革與布局。本文根據北大博雅教授、國發(fā)院教授、副院長、北大環(huán)境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徐晉濤的演講整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在聯合國大會上表示“中國將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對此，我們試圖從經濟學角度對前景做一些解讀，特別是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換，以及為了實現這種轉換所需要的經濟政策。

我將從五個方面進行解讀。

一、“2030、2060目標”的由來，中國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zhàn)及大國責任；

二、環(huán)境與經濟增長模式之間的關系；

三、對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必要思考；

四、“2030、2060目標”的深層含義；

五、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面對氣候變化的大國責任

我國領導人在聯合國大會上明確提出的“2030、2060目標”的表態(tài)，是一個新的里程碑，彰顯了大國擔當。這項承諾的背后是中國作為世界上最主要的碳排放國，需要承擔世界減排任務的主要部分，隱含著非常大的國際壓力。

從全球氣候變化排放軌跡來看，1990年-2002年，世界碳排放增長緩慢；2002年開始提速，2002年-2010年相比前8年增排近50億噸二氧化碳。中國有類似趨勢：1990年-2002年，中國碳排放增長緩慢，2002年開始超速增長，2002年-2010年相比前8年增排二氧化碳近40億噸。

這兩組數據的背后是2002年以后，世界碳排放速度加快，其中超額排放的近80%來自中國。所以，如果中國不減排、不重視氣候變化，全世界很難遏制氣候變化。

中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有很高的相關性

從世界主要經濟體的二氧化碳排放趨勢來看，中國與美國、歐盟、印度、日本相比，在2002年之前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排放量，到2006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排放國。

2006年以后，幾個主要經濟體都處于平緩或開始下降的趨勢，特別是美國2008年以后二氧化碳排放量顯著下降，可能跟經濟危機有關，也可能跟頁巖氣替代有關。如今已經只占全球碳排放量的15%。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2年-2012年一直以較高速度增長，之后雖然增速有所放緩，但在全球碳排放量中的占比不斷提高，如今已經達到30%，成為絕對的第一大國。

如果把2002年-2012年的排放數據再細分的話，會發(fā)現在此期間增長率最快的是2002年-2007年，年均增速超過10%，最高時達到17%-18%。這幾年也是中國經濟增長最迅猛的時期，說明碳排放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有很高的相關性。2012年之后的排放增速放緩，與中國的經濟增速減緩也有很重要的關系。因此可以說，二氧化碳排放趨勢也是中國增長模式的一種體現，尤其是產能過剩的產業(yè)基本都是高排放產業(yè)。

“污染避難所”倒逼綠色經濟與產業(yè)升級

2002年是中國碳排放量增長的起點，當年是中國加入WTO第一年，WTO紅利體現在進一步開放式地融入全球經濟，進出口水平都大幅提升，GDP走向更高速度的增長。

但與此同時，2002年-2008年，碳排放水平與進出口、GDP也在平行增長。通常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在全球市場的卓越表現源于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優(yōu)勢和改革進一步降低了制度成本。但如果進一步分析中國的出口數據，你會發(fā)現中國的出口產品結構中并不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獨占鰲頭，而是有大量的電子設備、普通機械設備等中等水平的資本密集型產品，這些產品相關的產業(yè)，有很大的碳足跡和污染排放強度。這表明中國經濟在加入WTO之后高速增長，不僅得益于勞動力成本優(yōu)勢，還存在“污染避難所”現象。

在《中國2049》這本書里，我們專門從氣候變化、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分析了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yōu)勢。通過使用合成控制法的經濟學方法，我們用最優(yōu)的權重合成了一個虛擬的中國，力求準確模擬假設中國沒有加入WTO，2002年之后的碳排放量會如何。然后與實際加入WTO的碳排放數據進行對比。從結果上看，中國因為加入WTO，二氧化碳的排放明顯增加。因此，用“污染避難所”現象解釋更合理一些。

“污染避難所”指的是一國加入WTO以后，由于變成全世界的加工廠，發(fā)達國家的污染產業(yè)都會優(yōu)先向這個國家轉移，從而使之變成發(fā)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

這種情況究竟有沒有發(fā)生？我們同樣可以使用合成控制法進行分析。通過較為準確地計算2002年之后虛擬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軌跡，我們發(fā)現，由于中國加入WTO，中美貿易關系空前加強，導致美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幅度下降。我們也對歐盟、日本、韓國做了類似分析，結果一樣，從而可以確證加入WTO使中國成為了發(fā)達國家的“污染避難所”。因此可以說，2002年-2008年期間，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伴隨著發(fā)達國家高污染、高碳經濟向中國的轉移，這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中國勞動力成本比較優(yōu)勢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也就是說，這段時間，支撐中國經濟奇跡般增長的不僅有勞動力成本，還有巨大的環(huán)境成本。

另一組數據同樣可以證實這一點。如果核算出口部門的增長，中國加入WTO帶來的出口增長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二是碳排放、碳足跡增加。其中這幾年的全要素生產率相對穩(wěn)定，一直是40%左右，出口關聯的二氧化碳排放對出口行業(yè)的貢獻從40%增加到50%以上。尤其是2002年和2008年期間，碳足跡成為支持出口部門增長的最重要的貢獻因素。

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顯然是不可持續(xù)的，我們必須從高耗能、高污染向高質量的發(fā)展模式轉變。

減排與生態(tài)系統建設將轉向兩手抓

“2030碳峰值、2060年碳中和”兩大目標背后是對發(fā)展模式轉型的倒逼和生態(tài)系統建設的戰(zhàn)略性思考。

“2030碳峰值目標”意味著中國要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排放達到峰值。如果沒有任何氣候談判，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預計到2050年達到峰值。但是氣候談判以后，中國必須主動走向低碳情景，這是中國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做出的承諾。在2015年的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巴黎協定》又為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做出安排，長期目標是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前工業(yè)化時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并努力限制在上升1.5攝氏度以內。

《巴黎協定》的情景設定已經是極端低碳，到2030年達到峰值，但很多專家表示仍然不夠，要求所有排放大國在2020年重新盤點自己的碳軌跡。所以中國發(fā)改委能源研究所又做了其它幾個潛在軌跡，即中國如果做更激進的承諾所出現的排放軌跡：2050年要比2025年、2030年預期的排放量相比下降85%，即保持十幾億噸到20億噸的碳排放量，才能基本達到控溫1.5-2攝氏度的目標。

中國很多氣候學家對此持樂觀態(tài)度，認為這一目標情景在中國已經比較現實，因為2012年以后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經出現減緩，在2013年已經達到峰值，然后下降，這兩年才略有回升。這意味著只要中國經濟維持5%-6%的增長率，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率就不會創(chuàng)新高。如果進一步考慮到技術升級和結構調整，對實現二氧化碳減排目標更樂觀一些，非常有可能在2025年就達到峰值，因為2017年和2018年以后的碳排放增長只有2%-3%。這意味著中國不再出臺類似2008年的經濟刺激政策，尤其是刺激高排放行業(yè)的重新復蘇，就能實現領導人在聯合國的承諾。

中國力爭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碳中和是指企業(yè)、團體或個人測算在一定時間內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通過植樹造林、節(jié)能減排等形式加以抵消，從而本國的二氧化碳“凈零排放”。

這意味著中國需要不斷地減排，從過去的85億噸，到2050年減排到15億噸，然后依靠生態(tài)系統吸收15億噸二氧化碳，才能實現凈零排放，即化石能源工業(yè)生產排放跟生態(tài)系統吸收相等，形成碳中和。

中國作為大國承諾的這一目標還有更深層的含義，即中國的生態(tài)系統要在氣候行動當中發(fā)揮更重要的作用。過去，減排是重點，生態(tài)系統建設只是錦上添花，但未來40年要大力建設，變成中國兌現氣候承諾的生力軍。減排和擴大生態(tài)系統吸收要成為目標達成的左右手。

減排重在能源結構調整和要素市場改革

減排實現控溫的成本很高，核心在于能源結構調整。有研究認為技術突破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比如電動汽車、氫能汽車的技術突破。如果實現技術突破，能源結構會發(fā)生很大變化。在沒有實現這類重大技術突破之前，需要加大經濟政策實施的力度。

如果從環(huán)境角度看增長模式的轉換，中國主要從過去幾十年的奇跡式增長向常規(guī)增長轉換。中國在產品領域實現了市場化的配置，但在要素市場依然有很高的管制。所謂奇跡式增長是靠壓低要素市場成本支撐的超高速增長，這是不可持續(xù)的。其實在壓低或扭曲的要素市場中，還應該包括環(huán)境要素。包括加入WTO以后的超高速增長，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環(huán)境要素更便宜。

糾正要素市場的扭曲，需要提高它的價格，必須有合適的財政稅收政策。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提出，環(huán)境稅是中國綜合財稅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在碳定價問題上中國做了一些探索，比如碳交易，實行全國性的碳市場，當然主要從電力行業(yè)開始。我個人認為，碳稅優(yōu)于碳交易，中國環(huán)境執(zhí)法的問題最重要來自于地方政府有沒有積極性，因為環(huán)境監(jiān)管、環(huán)境執(zhí)法主要靠地方政府。如果無法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像過去三四十年，環(huán)保難以落到實處。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是將其行動與收入相結合，最好的辦法是收環(huán)境稅、碳稅。

通過給碳定價，企業(yè)才能意識到碳排放有成本，如果碳價過高，就會更主動地降低碳排放。在當前的工業(yè)技術水平下，如果參照2012年的排放水平，電力行業(yè)二氧化碳減排15%，要求有效碳價為218.92元/噸，減排85%對應的有效碳價為500元/噸。對比環(huán)保先進的國家這個數據并不高，比如瑞典的碳價如今已經是每噸126美元。

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

碳中和的另一個抓手是加大生態(tài)系統建設，提高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NBS）來提升吸碳能力。NBS指通過對生態(tài)系統的保護、恢復和可持續(xù)管理，從而減緩氣候變化，同時利用生態(tài)系統及其服務功能幫助人類和野生生物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和挑戰(zhàn)。

國家領導人確立碳中和的目標以后，我們更有必要把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提上議事日程，變成政府工作特別重要的一個內容，因為沒有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就沒有碳中和。

生態(tài)系統吸收碳可以來自很多方面，森林、農田系統、草地、海岸沿線的紅樹林都可以，但在中國目前最成功的是森林。聯合國報告指出，全球近年綠地面積擴大主要來自于中國和印度，而中國比印度高很多倍。

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其成本遠遠低于減排化石能源，因此現在應該把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作為重要部分，但需要做很多工作。按照中國當年在氣候大會上承諾4000萬公頃碳匯的目標，即森林植物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并將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從而減少該氣體在大氣中的濃度，一年大概能吸收10億噸左右的碳。如果加上天然林保護政策的調整，到2050年，一年新吸收二氧化碳的潛力能達到15億噸，再加上化石能源減排85%，本世紀中葉即可實現碳中和。

這個過程中，就需要我們造林、再造林。荒山造林一畝地是二三百元，如果折算成能吸收的二氧化碳，每噸的碳成本是13元。成本比較高的是退耕還林，新一輪的退耕換林一畝地的總成本是1800元，15年補完，是荒山造林的10倍，碳成本是130元，對比工業(yè)減排需要500元的邊際成本，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成本要低得多。

中國新一輪人工造林的潛力已經不大，因為可造林面積已經開始下降。但改善森林經營管理的潛力還非常大，因為我國60%的天然林處于全面禁伐，如果長期禁伐，原始森林將有可能不再是碳匯，而是退化為碳源。天然林更接近不健康的森林，過度成熟的樹木開始老化，開始有病蟲害，開始起火。如果我們一直實行天然林禁伐政策，不準任何人為干預，將來會拖累中國的氣候行動。

碳中和的另一個重點是用木材替代化石材料，我們要積極經營森林，要用可再生資源替代不可再生資源和鋼筋水泥，多建造木質房屋。實際上建設部早就把建設現代木質房屋作為“十三五”規(guī)劃特別重要的內容，但是沒有真正實現全社會的行動。

此外還有生物質能源對化石能源材料盡可能的替代。當碳價足夠高的時候，生物質能源就能夠進入能源市場，替代化石能源。北歐國家的例子就是證明。

在這個過程中，還特別需要轉變全社會的意識。如果不重視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不重視森林生態(tài)系統的作用，會導致錯誤的政策。所以，因應國家領導人的碳中和目標，中國的林業(yè)政策應該做大幅度調整。生態(tài)學界呼吁很多年，希望重新調整天然林禁伐政策，從全面保護轉向積極經營，完成相應的國有企業(yè)改革，發(fā)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盡早將其變成中國氣候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