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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中美政府宣布關稅談判取得重大進展，涉及雙方回撤兩輪交替升級的反制措施、對超出10%以上的對等關稅部分實施90天暫緩、建立常態(tài)化磋商機制等。這一回撤和暫緩，讓美國加權平均的進口關稅直接從21.5%回落到12.5%左右。可能在有的人眼中，這是特朗普再次認慫的證據。但實際上，即便拉平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在對等關稅上的待遇，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比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仍提高了30%，整體關稅水平在40-50%之間，并且有了常態(tài)化的磋商機制。這固然是中方據理力爭的結果，同時也恰恰是美國將關稅戰(zhàn)的戰(zhàn)略目標重新引導至可控可落實的軌道上。

有一點是肯定的：關稅戰(zhàn)折射的，是現有全球貿易體系的長期失衡。這意味著關稅戰(zhàn)不會或輸或贏的戛然而止，而本質上是一個漫長的全球貿易體系的調整過程。從這個意義而言，那些關于誰會先慫的討論，是停留在表面的偽命題。

作者｜陳龍、李遠芳

30秒導讀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聚焦判斷，新的貿易體系正在誕生的一些根本性的特征和邏輯。我們相信，努力嘗試把握這些規(guī)律，無論對于國家、企業(yè)還是個人，都至關重要。由于本文篇幅較長，我們分為上下兩篇。本文是上篇，聚焦回答有關新貿易體系的前兩大問題，問題3、4將在下篇（今日推送第二條）中回答。

問題一：美國“退出”后，全球化的未來是什么？

問題二：全球貿易體系2.0會有哪些核心規(guī)則？

問題三：新的貿易體系對經濟發(fā)展模式選擇意味著什么？

問題四：新的貿易體系會推動全球供應鏈如何重構？

判斷之一

全球化不會終結，而將以更加多極化的方式發(fā)展。

全球化不會終結的原因在于，其本質上帶來的是更加廣闊豐富的市場和更加有效的勞動分工，這對于任何國家的益處毋庸置疑。會發(fā)生調整的，是從一個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轉型成一個更加多極主導的、規(guī)則也有所改變的全球化。

歷史上，全球化最有動力的推動者，往往都是在生產上最有全球競爭優(yōu)勢的國家，無論是早期的英國，還是二戰(zhàn)后的美國——因為這與其根本利益一致。而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全球制造業(yè)格局發(fā)生了驚人的變化，這是美國調整其定位的一個深層原因。如圖2所示，在本世紀初中國剛加入WTO的時候，中國制造出口占全球份額大約還只是美國的1/3；到2024年，中國制造已占全球出口份額的24.6%，美國跌落到9.6%，地位完全對調。另一面，美國之外的世界，占全球貨物進口貿易的比重已經高達87%（世紀之交為80%）。

圖1：中國和歐盟制造業(yè)出口在全球遙遙領先

來源：UNCTAD，為溪。為數據可比，歐盟制造業(yè)出口剔除了歐盟內部高度發(fā)達的制造業(yè)貿易，對應的全球制造業(yè)出口數據也剔除了歐盟內部貿易。

對歐盟和中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而言，它們在全世界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制造業(yè)出口和較大的貿易盈余。2023年，中國和歐盟是全世界前兩大制造業(yè)出口經濟體，分別占全球制造業(yè)出口的24.6%和17.1%（圖 2），出口是重要的就業(yè)保障；二者商品貿易盈余占GDP比重分別是3.3%和2.1%，外需是重要的經濟增長引擎。所以中國和歐盟都會持續(xù)是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4月8日，李強總理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電話時共同宣示，兩大經濟體“致力于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公平自由的多邊貿易體制，維護全球經濟貿易關系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這符合雙方和世界共同利益?！?/span>

對中小型經濟體而言，在以WTO最惠國待遇為基本原則的多邊貿易體系中，小國商品可以獲得與大國相同的市場準入，并受益于大國的談判能力，享受大國談判所推動的關稅減讓。盡管面臨挑戰(zhàn)，世貿組織(WTO)也仍然覆蓋全球約80%的貿易。所以，雖然很多國家都對通過WTO達成新共識的效率感到沮喪，但很少有國家，甚至包括美國，會質疑WTO存在的意義。

就如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4月中旬的演講談到的：“美國退出，游戲還是可以繼續(xù)。同樣地，在全球貿易體系中，如果美國不再愿意遵守規(guī)則，其他國家還是可以在彼此開展貿易時維持這個體系，我認為這很重要，這對新加坡這樣的國家非常重要。” 李顯龍的講話代表了很多國家的心聲，即全球化必然會持續(xù)，持續(xù)的方向是在和美國找到解決方案的同時，降低對美國的依賴，尋找更多維護全球貿易體系的多極引擎。

另一面，強調MAGA（美國優(yōu)先）的美國，也是接受全球多極化趨勢的。現任美國國務卿盧比奧，二月份上任之初接受?？怂剐侣劜稍L時表示：“對于全世界來說，只有一個單極大國是不正常的，這是一種異象。它是冷戰(zhàn)結束的產物，但最終你會回到一個多極的世界，在不同地區(qū)有多個大國的格局。”美國想追求的，是不同規(guī)則的全球化（我們會在下面展開討論），以及降低美國為維護全球貿易體系所付出的成本，這又和美國在全球化中地位的下降自然關聯。

那么，驅動新的全球化的多極玩家又是哪些？

在中國之外，大致有幾種代表性的貿易群體：

一種是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以及歐盟為代表的追求開放市場、并已經形成區(qū)域貿易聯盟的國家群體。這些經濟體尋求規(guī)則的確定性、自由貿易和多元化交易。CPTPP成員國再加上歐盟、挪威、韓國和瑞士等規(guī)則接近的開放經濟體，它們共同占全球進口的34%，已經比中美加起來的份額（25%）還大很多。

CPTPP在99%的產品零關稅之外，還設定了強制性勞工標準、環(huán)境標準、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對國企嚴格的競爭中立規(guī)則、數字貿易規(guī)則以及全面和嚴格的爭端解決機制，同時還采用負面清單模式推動服務貿易開放。該協定生效后，吸引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經濟體正式表達參與意愿。此外，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議(DEPA)和氣候變化、貿易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協議(ACCTS)等新型產業(yè)協定，也將高標準的多邊貿易規(guī)則延展到數字經濟、氣候變化等全球經濟前沿議題。

相比之下，2022年初生效的RCEP（《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雖然標準沒有CPTPP高，但包容性強，是覆蓋中日韓澳新及東盟十國的全球最大的區(qū)域經濟合作平臺。RCEP最大限度整合了區(qū)域內各成員國的27個貿易安排和44個投資協定，有效避免了不同協議之間的重復或沖突，也可以加速雙邊貿易網絡向多邊貿易體系轉型。

另一種群體則是各地區(qū)快速增長的大型新興經濟體，比如巴西、印度、印尼、南非、土耳其。與以開放市場為主導的經濟群體不同，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都注重全球化，但同時更加實用主義，對關鍵產業(yè)實施關稅保護以及補貼政策，大力吸引外資。加起來，它們占到了全球進口的15%。

所以，我們可以把全球貿易體系2.0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美國主導的貿易安排，美國通過關稅戰(zhàn)和各方談判博弈逐步落地。另外一部分則是，占全球貿易87%的經濟體，在通過WTO、CPTPP和RCEP這樣的區(qū)域貿易聯盟、DEPA和ACCTS這樣的主題聯盟、以及國家之間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更平等和市場化的維護和發(fā)展貿易合作，在對抗關稅不確定性的同時，探索新的貿易安排。

如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巴拉科瑞斯南（Vivian Balakrishnan）所表示：“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最近的發(fā)展已經說服我們，我們需要加速推動經濟融合、自由貿易、投資和技術的多邊主義，覆蓋盡可能廣泛的國家?！?/span>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如果說原來的全球貿易體系是美國主導、美國和中國分別從消費和生產側成為全球貿易失衡最大的貢獻者，那么隨著美國的后退，新的貿易體系卻也并非自然以中國為主導。實際上，一個越來越清晰的趨勢是，其他經濟體，都努力在降低對美國或者中國的依賴度——這是緩解失衡的自然舉措，分散貿易伙伴，構建聯盟，建設新的貿易規(guī)則和基礎設施。

從不同角度探索新貿易體系的努力在飛快發(fā)生。以歐盟為例，歐盟本就擁有全球最大的貿易協議網絡，與74個國家簽有貿易協議。特朗普勝選后，歐盟加速了和菲律賓、泰國和阿聯酋的談判，重啟與馬來西亞的談判，與印度、印尼的談判也在推動中。馬來西亞貿易部長表示：“歷史上第一次，歐盟對我們更加開放?！睔W盟最清晰的迫切性信號，是在經過25年的推遲后，于2024年12月與南方共同市場國家（Mercosur，包括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烏拉圭和玻利維亞）就貿易協定達成了突破性的政治協議。這個協議會覆蓋7億消費者，整合汽車、機械和服務貿易。雖然法國和波蘭反對，但特朗普的關稅大概率會推動這一協議在今年夏天完成。

加拿大降低對美國依賴的貿易多元化行動已經開展了8年，和16個國家簽署了貿易協定；新首相馬克·卡尼希望和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包括歐盟和其他歐洲國家有更緊密的貿易投資關系。東盟方面，新加坡在抓緊推動亞太地區(qū)與其他地區(qū)的自由貿易，包括安排東盟十國領導人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包括科威特、阿曼、卡塔爾、阿聯酋）會談，目的是建立新的貿易協議。

正如哈佛大學羅德里克教授在其全球化三元悖論中所預言，一個國家不可能在擁抱全球自由貿易、捍衛(wèi)國家利益、以及滿足國內選民利益三個維度上，都拿到滿分。看似追求自由貿易的全球貿易體系1.0，實際上隱蓋了很多的失意（discontent）。也因此，原來全球貿易體系最大的支持者和締造者美國，已經改變了自己的立場，親手發(fā)動了摧毀原有貿易安排的行動。

從這個角度來說，全球化是對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逆流，卻肯定不是全球化的終結，而是在尋找一種更加契合參與者訴求的安排，這才是全球化真正現實的未來。現在的關稅戰(zhàn)，從未來的視角看，是走向這個未來的過程中經歷的陣痛。

判斷之二

全球貿易體系2.0的一些核心規(guī)則正在涌現。其中美國正在推動的三個基本原則，包括貿易平衡（赤字問題）、公平貿易（產業(yè)和貿易政策兼容性問題）、以及可信伙伴（安全和貿易關系的融合問題），可能成為重塑全球貿易體系2.0的重要維度。

4月23日，美國財長貝森特參加IMF-世界銀行春季會議。面對IMF和世界銀行這樣針對二戰(zhàn)后的國際政治、經濟、貿易體系設立的核心機構（其他還包括聯合國和關貿總協定），成體系地表達了美國對新貿易規(guī)則的看法。他對機構官員及與會的各國財經官員發(fā)出了這樣的呼吁：

“我渴望與你們每一位合作，恢復國際體系的秩序?！Ш庠谫Q易世界中最為明顯。這就是為什么美國現在采取行動重新平衡全球商業(yè)?！笠?guī)模持續(xù)失衡的現狀是不可持續(xù)的。對美國來說不可持續(xù)，最終對其他經濟體也不可持續(xù)?！?/span>

在這樣的語境下，貝森特闡釋了特朗普政府推進關稅談判的著眼點，可以概括為三個原則。

第一是宏觀層面的貿易平衡規(guī)則。根據這個原則，美國要求全球不能持續(xù)過度依賴美國需求，而是必須采取積極的國內政策實現各自經濟模式的再平衡。貝森特在演講中特別強調“中國尤其需要再平衡……中國可以從將其經濟從出口過剩產能轉向支持自己的消費者和國內需求開始。這樣的轉變將有助于世界迫切需要的全球再平衡?！辟Q易平衡原則實際上也是一種就業(yè)平衡原則，要求一國對外國就業(yè)的需求，大體和外國對本國就業(yè)的需求要對等。

其次是產業(yè)政策層面的公平貿易原則。貝森特在演講中直指“其他國家有意的政策選擇，已經掏空了美國的制造業(yè)部門，并破壞了我們的關鍵供應鏈，使我們的國家和經濟安全處于風險之中?！边@些所謂“有意的政策選擇”不僅指關稅，還指關稅之外的非關稅壁壘，包括匯率操縱、國內補貼、出口補貼等產業(yè)和外貿政策（圖 3）。

圖2：特朗普4月21日在社媒上列出了他認為要談判的非關稅議題

美國認為這些政策剝奪了美國制造商在全球市場上公平競爭的機會，而現有多邊機制對促成這樣的公平貿易兼容性是失效的。所以，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癱瘓了WTO上訴機制，這為他在第二任期接著通過單邊方式與貿易伙伴一對一談判，掃清了路障。這個談判中，很多議題不但涉及了貿易，也涉及國內政策，談判遠比關稅的討價還價更為復雜。這也是為何貝森特承認，90天內美國和貿易伙伴的談判也就只能達成框架協議，正式談成可能要2-3年的時間。

第三是經貿關系的安全原則。美國認為，安全伙伴更有可能擁有兼容的經濟結構，有利于互惠互利的貿易，防止因對競爭對手的經濟依賴而產生的安全風險。同時，特朗普政府也強硬的要求，如果要美國繼續(xù)提供安全保障和開放市場，那么美國的盟友必須加強對共同防御的承諾。

對于國際經濟體系和安全的關系，貝森特在2024年10月應邀發(fā)表于《經濟學人》上的“國際經濟體系應如何變革”一文強調：“美國必須在重塑國際經濟秩序方面發(fā)揮更積極的作用。完全放棄國際貿易體系對美國人民和我們的盟友來說將是一場災難。然而，現狀造成了安全漏洞，美國的總體經濟利益也不明確。美國下一代的國際經濟政策必須將安全與經濟關系更緊密地聯系起來，以實現真正的自由貿易所能帶來的利益。調整是必要的，但調整必須經過仔細的校準，并且步調要慎重?！?/span>

這三個方向的新貿易原則，嘗試解決的是量入為出的就業(yè)平衡問題、國內產業(yè)政策和貿易政策的兼容度問題、以及伙伴可信度問題。對美國而言，這是國內外政治經濟政策的一盤棋：宏觀上的美國貿易再平衡，對內涉及重振制造業(yè)、降低財政赤字的國內經濟目標；對外則涉及推動美國版本的公平貿易，以及與美國安全利益一致的貿易關系再分配。

雖然這是美國的視角，但我們近年可觀察到的各國幾乎所有的貿易糾紛，都可以劃歸到這三個類別中。所以這是普遍性問題。

有人可能好奇，這三個原則在過去是否已經存在？到底新在哪里？

首先，過去在全球自由貿易的思想下，貿易不平衡被認為是短期的，可以通過市場機制自動逐漸糾正。其次，國內產業(yè)政策和貿易規(guī)則的兼容度問題，往往通過WTO或區(qū)域貿易協定去解決。再次，過去的一個重要假設，是貿易可以解決價值觀沖突問題；實際上，這是當年美國歡迎中國加入WTO的重要理由。

而事實證明，市場無法自動解決長期的貿易失衡問題；美國的貿易赤字和中國的貿易順差積年不返，都達到了歷史高位。WTO等多邊貿易協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產業(yè)和貿易政策的兼容度問題。治理機制的信任度，顯然也并沒有因為全球貿易的深化而得到根本解決。

所以，美國通過這三個新原則，為其關稅戰(zhàn)提出邏輯依據，并且把這些原則定位為全球新貿易體系的前提支柱。

從原則的排序上：

貿易平衡

因為貿易平衡最易于衡量，也是美國最急于解決的問題，優(yōu)先級最高；或者說，緩解大規(guī)模貿易赤字會是美國和各國談判的首要目標。

貿易公平

各國或多或少都會有產業(yè)政策，關鍵是能不能達成諒解和共識，這會因各國的情況而不同。實際上，美國的制造業(yè)回流，對半導體、汽車等產業(yè)的扶持政策，就是赤裸裸的產業(yè)政策。這意味著美國會和不同國家，在各自偏好的產業(yè)和貿易政策上，嘗試達成最重要的共識。

安全伙伴

美國在安全維度上，已經基于歷史原因形成了信任程度不同的朋友圈。貿易本質上是勞動分工協同。對于攸關國家安全和戰(zhàn)略意義產業(yè)的貿易深度，將會基于朋友圈的信任度而有明顯區(qū)別。在這些產業(yè)范圍之外的貿易，則回歸到貿易平衡原則和貿易公平原則。

那么，這些原則會如何影響美國與各國關稅談判的落地？

這首先意味著中美談判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由于中美在這三個原則上都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如果要達成可持續(xù)的協議，必然要求雙方在解決貿易失衡、產業(yè)政策問題等方面有重大調整和突破。這意味著一個反復探索尋找答案的過程，既不會一蹴而就，也無法閉門謝客。無論對中國經濟、中美貿易以及企業(yè)全球化的影響，都應該把這個時間維度考慮進去，培養(yǎng)必須有的耐心和韌性。

5月12日，中美政府聯合宣布關稅談判取得重大進展。一方面把中國對美國出口關稅暫時“穩(wěn)定”在40-50%之間的水平（如果90天內無法達成框架性協議，則可能會跳升到64-74%的水平），另一方面建立了常態(tài)化的磋商機制。這些進展都印證了我們的判斷，即這是一個漫長過程的開始，而不會“慫”回原態(tài)。基于這三個原則，可以預期，談判最終的結果，會是中美貿易赤字的大幅度縮減、中美在產業(yè)和貿易政策的兼容度上達成一定共識、以及在國家安全相關產業(yè)的相對脫鉤和自立。

這三個原則也決定了美國更容易和其他哪些國家達成貿易協定。那些在美國的信任朋友圈的內環(huán)、經濟治理機制和美國相差不大的國家，主要需要解決貿易失衡以及產業(yè)和貿易政策共識問題，相對更容易達成貿易協議。

比如歐盟。在降低貿易失衡上，歐盟愿意根據美國對歐盟的貿易逆差規(guī)模（包含服務貿易），提出等價的（500億歐元）采購協議（如液化天然氣、大豆等農產品等）。在公平貿易名義下的產業(yè)政策共識上，歐盟一方面強烈反對美國對鋼鋁、汽車及零部件、以及接下來對銅、木材、芯片、醫(yī)藥等征收的普遍性關稅；另一方面愿意協調與美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及食品與農業(yè)標準，并在應對不公平競爭和中國鋼鐵過剩產能等戰(zhàn)略挑戰(zhàn)方面，和美國開展合作。在安全伙伴的互信基礎上，歐盟也尋求在芯片、人工智能、核技術、數字連接以及關鍵材料、汽車供應鏈和民用飛機等領域與美國開展投資與合作等。雖然具體協議的達成需要時間，但是基于三個原則的基本談判范圍已經清晰。

再比如日本和韓國這類與美國有深厚的安全依附紐帶和經濟聯系，同時對美相對弱勢的開放發(fā)達經濟體。日本首相石破茂明確表示，美國降低貿易逆差是一項合理政策，也愿意配合美國采取一些措施來緩解美國貿易逆差，包括降低對美商品關稅、擴大對美進口、降低非關稅壁壘、拉平政策補貼、增加對美直接投資等。但日本也有自己的要價。石破茂表示，美國的汽車關稅不可接受，日本的配合不能以犧牲日本就業(yè)為代價。另外，對于美國試圖納入關稅談判的安全費用分攤問題，4月21日他對日本國會說：“日本并不打算唯命是從地按照美方要求承擔更多負擔，不應將安全保障問題與關稅談判掛鉤。”

第三類例子是全球南方國家，典型的如越南、印尼等東盟中的發(fā)展中成員，也包括如印度、巴西這樣的新興大國。這些國家大多數仍處于工業(yè)化中期階段，對貿易規(guī)則的態(tài)度更為實用主義。它們一方面會響應美國平衡貿易的訴求，加大對本國有需求、同時美國有優(yōu)勢的商品的采購力度，削減對美可削減的關稅，解決部分美國關切的非關稅壁壘問題；另一方面則會堅持對關鍵產業(yè)的關稅保護以及補貼政策，并大力吸引外資。此外，它們也樂于利用中美貿易戰(zhàn)的戰(zhàn)略空間，以及與美國互利的安全合作帶來的籌碼，成為貿易流轉向和全球供應鏈重組中的受益者。

一個突出的想抓住“戰(zhàn)略機遇期”的代表是印度。總理莫迪是特朗普本次上任后首位訪美的亞洲發(fā)展中國家領導人，當時他和特朗普就宣布了到2030年將雙邊貿易額提高到5000億美元的目標——這是2024年美印1300多億美元貿易額的近四倍。4月下旬，美國副總統(tǒng)萬斯在為期四天的印度之行中，宣布雙方就潛在雙邊貿易協議的廣泛談判條件已達成一致（圖 4）。在最新財報電話會議上，蘋果公司CEO庫克宣布，為減輕關稅沖擊，“大多數”銷往美國的iPhone將來自印度，而“幾乎所有”其他設備（包括iPad、Mac、Apple Watch和AirPods）將來自越南。

圖3：美國副總統(tǒng)萬斯攜家人與莫迪在新德里會面

值得強調的是，無論哪種經濟體，我們并不預期會形成很多和美國站邊、共同對付中國的局面——雖然美國有這樣的愿望。當美國通過關稅戰(zhàn)摧毀原有貿易規(guī)則的時候，也破壞了原有的信任體系，很難指望別的國家會和美國緊密站在一起。同時，很多國家對中國貿易和供應鏈有很深的依賴關系。以印度為例，盡管2020年中印發(fā)生邊境沖突，但印度與中國的貿易逆差仍持續(xù)增長，2024年達到1025億美元，相比疫情前擴大將近一倍。

可以看到，全球貿易體系2.0的一些核心規(guī)則正在涌現?；氐饺蚧娜Ｕ摚诓豢赡芡瑫r完全滿足全球自由貿易、捍衛(wèi)國家利益、以及滿足國內選民三個維度的情況下，也因為美國的推動，更多的國家必然會關心由于結構性政策障礙而難以自發(fā)調節(jié)的雙邊貿易失衡問題、對國內關鍵產業(yè)和就業(yè)的保護問題，以及國家安全問題，只不過不同國家關心的程度和能力不同。比如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不關心貿易赤字，但必然關心關鍵產業(yè)和國家安全。

所以，可以預期，美國所提出的平衡貿易、公平貿易、伙伴安全三個原則，不但為美國與世界各國的關稅談判提供了邏輯依據，也會成為決定新的全球貿易體系的重要維度，因為它們代表了重構全球自由貿易體系時，一些繞不開的核心現實考慮。

理解全球貿易的新原則是重要的。我們可以據此判斷新的關稅協定達成的難易程度和時間長度，以及不同區(qū)域貿易協定和國家間貿易協定的演化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