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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中國網訊】導讀：

9月7日，由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主辦，復旦大學EMBA、復旦人文智慧課堂承辦的“藝沁人文，篤志商道”2019復旦大學EMBA人文盛典在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舉行。

在盛典上，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趙立行從“企業(yè)發(fā)展-道德風險”角度做了題為《商業(yè)環(huán)境中的道德與法治》的主題演講。

趙立行：商業(yè)道德和傳統(tǒng)道德有什么區(qū)別？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商業(yè)環(huán)境中的道德與法治》。拿到這個題目，我苦思冥想，回憶起很多我曾經接觸的和商業(yè)有關的知識，最后發(fā)現要從一個很悲觀的結論開始：商業(yè)領域好像不是一個容易滋生和培育道德的地方！

商業(yè)和不道德像一對孿生子，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從反向的角度來考慮它們之間的關系，似乎更順理成章，可以找到很多成語來概括：利令智昏、見錢眼開、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無利不起早、無奸不成商……成語是勞動人民長期智慧的結晶，沒有得到普遍認同的經驗不會成為成語。

再觀察當下的某些輿情，其實許多都和商業(yè)的不道德有關。山東辱母案看似是倫理引起的刑事案件，但是背后原因是不規(guī)范的借貸和催債。搜索一下P2P，結果發(fā)現跑路幾乎成為它的代名詞。共享單車本來是受到政府和民眾歡迎的，但熱鬧過后，現在一地雞毛。

商業(yè)本來應該和誠信連在一起，沒有誠信就沒有健康的商業(yè)。但現實是商業(yè)反而和欺騙稱兄道弟、如膠似漆。所以我們就會出現一個疑惑，這種現象是中國獨有的嗎？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對于中國商人的描寫很有意思：

“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特別表現在他們從事貿易的時候，雖然貿易會很自然地激起人們信實的感情，但是卻未激起中國人的信實。向他們買東西的人要自己帶秤。每個商人有三種秤，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一種是賣出用的輕秤，一種是準確的秤，這是和那些對他有戒備的人們交易時用的?！?/span>

他接著又總結道：

“中國人的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沒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獲得的東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術數或者狡詐取得的東西都是許可的?！?/span>

這說明中國人對欺騙本身，并不覺得應該去規(guī)制，反而覺得欺騙是一個人能力的表現。這是來自十八世紀哲學家的評論。

孟德斯鳩不是經濟學家，而且沒有到過中國，卻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引人唏噓。看看今天的日常生活，我們很自然地也會聯想到一些東西。比如菜場放公平秤，你在國外看到過公平秤嗎？這仍然反映了人們懷疑商販的誠實。

這都說明，今天中國的商界仍然充斥著不信任感。但如果我們從孟德斯鳩往前看，你會發(fā)現不分中西，幾乎所有的時代對于商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柏拉圖曾經想建一個理想城邦，提出很多條件。有一條提到：

“這個城邦一定不能離大海太近，離大海太近就會使城市充滿商人和小販，培育出易變和多疑的靈魂習慣，從而使得社會變得不信任和不友好，也對全人類不信任和不友好?！?/span>

他的邏輯很跳躍，有大海就會有商人，有商人就會出現易變多疑然后影響全人類，好像商業(yè)和商人是天然的社會毒瘤。

西塞羅也說，

“我們必須認為那些從批發(fā)商那里買來又直接賣給零售商而從中牟利的人也是卑賤的，因為他們如果不漫天撒謊，就不可能賺到錢。說實話，世界上沒有什么比說假話更丑惡、更可恥的了?！?/span>

他的邏輯是，要賺錢就要說謊，說謊就很可恥。

到了中世紀商人有沒有變好一點呢？人們這樣描繪中世紀商人：

“他們蔑視法律，除非法律剛好對他們有利。他們酗酒成性，唯一使他們稱贊的只是那些無所顧忌、能拉開嗓門講下流故事、引誘他們狂笑濫飲的人。這批人用他們賺來的錢大擺庸俗的宴會，宴會上喝得酩酊大醉?！?/span>

似乎商人不管賺多少錢，永遠是低俗、粗俗的。

在神學眼中商人是什么形象呢？神學家說，

“商人在上帝眼中很難成為一個使他高興的人?！?/span>

上帝不高興，性質很嚴重，意味著只能下地獄，上不了天堂。

因此，商業(yè)和不道德好像一對孿生子，無法分開，商業(yè)和道德似乎沒什么關系。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商業(yè)本質決定了它不適用

利他主義的道德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如果商業(yè)天生就是不道德的，為什么我們人類社會從農業(yè)文明、工業(yè)文明走向了商業(yè)文明？如果是道德的，為什么我們一直有“無商不奸”的印象？

其實這里隱含著一個問題，“什么是道德？”

如果我們對于商人的評價，是用傳統(tǒng)的道德，那么商人永遠只能躲在陰暗的角落里生存。因為我們是按照利他主義傾向來設定道德的。追求“付出不求回報、行善莫問功德”。如果行善為了求回報，那就很難說這個人追求善本身，因為其目標是回報，行善只是工具和手段。按照西方的話語體系，“美德本身就是對美德最重要的報答，惡德本身就是對惡德最重要的懲罰”。如果放到佛教的語境來講，做事要“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只有拋卻任何的功利，才能達到道德的境界。

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來要求商人的話，商人當然是不道德的。打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商人本來是一只猴子，你非要用人的標準評價他，他永遠不可能達標。商業(yè)的性質決定它有太多的煙火氣，其本身就是為了追求利潤，商業(yè)的本意就是為了多賺錢，在利益面前沒有道德不道德，只有合用不合用。在商業(yè)的本質面前，任何利他主義道德都是蒼白無力的，甚至是對立的。

如果祭起利他主義的大旗，再成功的商人也會變得丑陋不堪。這就是為什么對商人評價很低的原因。利他主義的道德傾向，同商業(yè)利己主義道德傾向完全是背道而馳的。這樣就會出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商人一方面為社會做著巨大貢獻，一方面要頂著奸商的惡名。進入現代社會，商業(yè)和市場經濟支撐了中國大部分經濟領域，商人還應該頂著惡名嗎？

從世界歷史上看也是如此，猶太人在歐洲商業(yè)方面做出非常巨大的貢獻，但是猶太人的命運很悲慘。歐洲中世紀很多君主只要是自己國家經濟不活躍就開始發(fā)告示吸引猶太人，許諾很多優(yōu)惠政策，然后猶太人紛紛來做生意。等猶太人賺到錢之后這些國家馬上宣布說他們不道德，把猶太人驅逐掉，然后把錢留下來。出現社會問題的時候，往往把猶太人當替罪羊。就像黑死病的時候，歐洲大量屠殺猶太人，說他們是瘟疫的罪魁禍首。

大家都讀過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如果從商業(yè)的角度來看，里面的猶太人是多么信守合同的人啊，卻被莎士比亞描繪成了一個無賴。

商人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辦？商人無法通過賺錢本身證明自己的價值，只能通過其他方式來洗白自己辛苦賺來的“昧心錢”。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商人賺到錢之后往往回家蓋個大房子，或者大量購置土地，變成一個鄉(xiāng)紳，拼命供自己的孩子讀書，指望自己孩子成為文人或走上仕途，在家鄉(xiāng)搞點慈善事業(yè)，做個大善人。中國目前的成功商人最露臉的時候也是在慈善捐助的時候。這些行為其實都是想把自己所謂的“不義之財”用到社會道德所容許和贊許的事業(yè)之中，想讓自己不光彩地掙下的家業(yè)給后代鋪就一條通向光明的道路。

在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道德下，商人對社會的貢獻和社會對商人的評價嚴重背離，這種背離的糾正只是在步入近代的過程中才逐步實現。從文藝復興開始人們轉變了思路。有一個人文主義者阿爾貝蒂大膽說出一句話：“神也和人一樣鄙視窮光蛋！”馬克斯·韋伯則告訴人們，“商人的天職就是賺錢”，商人只有賺錢才能感受到上帝的恩寵，才能感受到自己是被上帝選中的人。古典經濟學家開始把經濟人從正面的形象去界定，逐步為商人正名。社會肯定個人的私欲是和人的尊嚴相關的，開始把私欲正當化。商人不是為了公益而來，是為了私利而來的?；谶@些才構建了近代的制度、法律等等。

“商業(yè)道德”是“道德”與“不道德”之間的灰色地帶

但是問題又來了，我們近代以前幾千年的時間都一直在抑制商業(yè)，抑制私欲，難道錯了嗎？我們老祖宗幾千年都做錯了，就我們對了？

這需要歷史地去理解。過去的社會中有個容易分辨的商人階層，所以只要想辦法將商人隔離就可以了，而近代社會以來，人人皆商，所以我們所面臨的任務是要在人人皆商的環(huán)境下確立某種秩序，既讓商業(yè)為社會服務，同時又讓商業(yè)不危害社會，到底我們有什么途徑？

無非是兩條道路：一條是自發(fā)的社會規(guī)范，一條是法律的社會規(guī)范。前一種途徑是假設，我們進入了商業(yè)社會，即使公權力不以法律的手段加以干涉，人與人在交往過程當中，自然會形成道德平衡，不需要約束，“看不見的手”會自動發(fā)揮作用。后一種途徑則認為必須要設定軌道，沒有軌道的話，一旦將人類社會長期防范和壓制的私欲解放出來，也等于放出了一頭猛獸，私欲的負面影響會像洪水猛獸一樣沖垮社會秩序。

道路1：自發(fā)的社會規(guī)范

按照第一條道路，自發(fā)形成社會規(guī)范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商業(yè)是在交互行為中完成的，所以只有利己是無法運作的，只有利己，就等于扼殺了利己，那就會陷入所謂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模型的構建意在揭示，每個人如果都是絕對利己的，那么永遠達不成合作；即使達成合作，也達不到最佳結果。體現在商業(yè)交往中，就表現為因為不相信對方，造成交易成本極高，合作很難進行，聰明的人類會因為自己的聰明而作繭自縛。

商業(yè)運營中需要尋求合作，因此利己中一定會有利他的思維，沒有利他思維商業(yè)不可能進行。但是這種利他和我們一般道德當中的利他是不一樣的。在商業(yè)經營中“利己是動力，利他是方法?！睕]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在社會宣傳中，過分強調利己不會形成商業(yè)合作，過分強調利他就會嚇跑商人。無論是片面強調利己還是利他，都會在商業(yè)領域形成邏輯悖論，而將商業(yè)置于死地。

那么商業(yè)中的道德有什么特征呢？商業(yè)道德是互惠型的，回報型的。這個正好跟我們講的傳統(tǒng)道德完全相反，傳統(tǒng)的道德是不求回報的。誠信經營、童叟無欺，在傳統(tǒng)道德里都是應該做的，在商業(yè)道德中卻是需要被強調的。商業(yè)道德處于“道德”與“不道德”之間的灰暗地帶。今天影響許多企業(yè)的就是這種道德形態(tài)的雙重性。人們進入公司的時候，會將他們道德的外衣脫下來掛在衣帽鉤上，進入商場就把道德的面具撕掉了。撕裂現代社會的重要因素，就是商業(yè)道德和做人道德的糾纏。如果哪個國家可以在灰暗地帶構建了自己的道德和法律，就可以說它開始進入比較成熟的商業(yè)社會，否則的話就是夾生的商業(yè)社會。

雖然商業(yè)的進行需要合作，但是具體到每個人，在沒有外在懲罰機制的前提下，誰與誰可以合作，誰與誰可以短期合作，誰與誰可以長期合作？這是個大問題。為了避免囚徒困境，每個商人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識別和分辨能夠與之合作的可靠伙伴，這樣不但成本巨大，而且極不穩(wěn)定。美國的學者埃里克·A·波斯納提出過著名的“信號傳遞理論”。

他認為，在非法律機制下，人的行為有信號傳遞功能，我們每天的所作所為都是在發(fā)出信號，尋找同類。比如要開公司，就需要先買個好車、穿一身名牌，這樣的信號是讓人相信你是有實力的，可以合作。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當所有的人都可以不費力地傳達這些信號的時候，就會出現信號效用遞減，信號就失靈，于是需要抬高成本進行升級，這不是一個社會最正常的狀態(tài)。

同時，道德屬于自律范疇，缺乏懲罰機制。當一個人不道德得不到懲罰的時候，道德也會失靈。馬基雅維利曾對君主說過，

“當遵守信義反而對自己不利的時候，或者原來使自己作出承諾的理由現在不復存在的時候，一位英明的統(tǒng)治者絕不能夠也不應當遵守信義?！?/span>

“如果一個人在一切事情上都想發(fā)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側身于許多不善良的人當中定會遭到毀滅?！?/span>

我們如果把里邊的君主換成商人也是成立的，當你生活在一群不講信義的人當中，你堅持以道德自持，一定會毀滅。這就是自發(fā)的道德天然的缺陷。

因此，純粹依賴道德治理商業(yè)環(huán)境，就會出現問題：當遵守道德達不到商業(yè)利己的結果，而不道德反而能夠達成的時候，就會出現道德的效益遞減。以至于沒有人再受道德約束。如果任由這種風氣蔓延下去，整個社會就會進入道德下降通道。就會進入“互害型社會”，或稱“同歸于盡型社會”。

道路2：法律的社會規(guī)范

怎么辦？這就需要第二條道路，就是進行道德規(guī)制，或者叫“道德的法律化”。西方近代整個進程就是確立了個人私欲的正當性，把一些商業(yè)自發(fā)的道德法律化。盡管法律所維護的原則基本上是商業(yè)交易中的道德，其基本主張和商業(yè)自發(fā)的道德雷同，但是法律的好處是具有清晰性、明確性，不像自發(fā)的社會規(guī)范那樣曖昧和不穩(wěn)定，更重要的是法律具有可懲罰性，可以預先讓大家了解各自行為的底線，事后逼迫那些破壞道德的商業(yè)行為重新回歸道德的軌道。

法律的確立和制定是實現法治的起點, 但法治中的法律必須是良法, 不能是惡法。但什么是良法呢？良法必須以道德為基礎, 與道德要求保持一致。要令人們自愿地遵從法律, 這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從商業(yè)的角度而言，法律必須符合商業(yè)本質所維持的道德，而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利他的集體主義的道德。

應該說，正是商業(yè)道德和符合商業(yè)社會的法律相互配合，才真正能夠保證商業(yè)環(huán)境的健康、便利和穩(wěn)定。如果道德失靈，一切都交給法律去應對的話，法律也會處于崩潰的邊緣。

道德也好，法律也罷，都需要時間的累積

讓我們帶著上述理論回到現實，重新審視我們當下的社會。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培育了市場經濟，法律逐步健全，但為什么中國的營商環(huán)境仍然不盡如人意呢？

其實道德也好、法律也罷，在任何一個文化中都需要時間進行積累和沉淀。但是中國四十年令人瞠目的發(fā)展速度，沒有給道德和法律沉淀的時間。我們從農業(yè)社會快速進入工業(yè)社會、商業(yè)社會、發(fā)展為GDP第二的世界大國。我們剛熟悉了熟人社會，很快進入了生人社會，剛進入生人社會又進入無人社會，甚至政策都無法跟上市場變化。同時，目前的中國是傳統(tǒng)與現代、國內與國外各種思潮同場競技的時代，是利己主義和集體主義同時并存的時代，這導致我們的道德和法律始終找不到堅實的落腳點。我們可以很快地建立法律制度，但是我們很難建立起法治精神。在前所未有的發(fā)展速度面前，我們國家的政策有時候忽左忽右，莫衷一是，其實不是政策不好，是發(fā)展太快。一個政策還沒有推行完成，市場已經發(fā)生了變化。這種現象傳導到法律和道德層面，就會導致人們既然不能很好地堅守道德、也不能很好地遵守法律。

回顧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歷程，我們都會想到一個詞叫“原罪”，原罪是《圣經》里的故事，講述上帝如何通過契約給人類設定了最后的底線，而人類始祖又如何突破底線而有了原罪。其實，在現實社會中，我們可以說，一人無底線只不過是出現了壞人，集體無底線就會形成原罪。

當以這樣的狀態(tài)發(fā)展到今天，我們終于意識到道德和法律層面都出了問題，回過頭來再重新呼喚市場的道德和法治的時候，發(fā)現已經積重難返。市場不良的道德狀態(tài)和不良的執(zhí)法環(huán)境具有巨大的慣性，很難掉頭。這也就是為什么這幾年我們經?？吹剑慨敵雠_一項政策或法律的時候，都會標上“史上最嚴”這樣的字眼。我們現在希望用最嚴的法律來消除多年來道德上的欠賬，希望用嚴厲的法治重新塑造道德。這不失為一條路徑。但法律不是萬能的。而且法律無法承受不能承受之重。法律是最后的一道防線，在它前面應該穩(wěn)穩(wěn)地站著道德，道德能夠維持大部分的秩序，只是將個別的破壞秩序的行為交給法律去處理。但是，如果道德失靈，一切都交給法律去應對的時候，法律就會處于崩潰的邊緣。本來法律是為道德補臺的，但現在法律已經退無可退。本來道德是為法律提供滋養(yǎng)的，現在卻需要法律來訓化道德。當一個社會道德失靈和失去自我約束的時候，就算有再完善的法律和再完備的執(zhí)法隊伍也無濟于事。

中國的社會性質和國情決定了我們特別注重宣傳至高無上的崇高道德，也注重創(chuàng)建最嚴的法律，但是我們太在兩端下功夫，而忽略了中間大量的空白地帶，甚至不太承認中間領域具有道德性。但是，只要我們承認我們已經進入了商業(yè)社會，那么就要承認，只有基于普通人性，基于我們已經到來的商業(yè)社會的本質，才能構建出更加符合基于私欲正當性的道德和法律，而其實這才是商業(yè)得以健康發(fā)展的土壤。因此，如何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時又培育符合市場經濟發(fā)展所要求的道德，同時又要構建獨特的法律體系，讓這三者達成平衡，是擺在當下中國的一道難題，考驗著我們的智慧。

今天報告的目的，就是想和大家一起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理解和解釋商業(yè)環(huán)境下道德和法治的原理，理清一下中國目前商業(yè)環(huán)境所面臨的道德和法律處境，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營造商業(yè)環(huán)境中道德和法律的正面效應，從而讓道德回歸其位，讓法律卸下負擔，迎來真正理想的營商環(huán)境。

今年的盛典延續(xù)了“藝沁人文，篤志商道”的主題，以“新時代商科教育的人文公式”為主線，引導大家思考商業(yè)社會的行走之道，完成一場對人文精神的深度討論，旨在表明復旦大學EMBA所踐行的“商道人文，融匯貫通”的教育理念，證明EMBA教育中的人文部分的必不可少，建立新時代商科教育的標桿。

2002年國內首批獲國家批準開辦的中文EMBA學位教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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