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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兵

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博士

長江商學院創(chuàng)辦院長

中國商業(yè)與全球化教授

現下全球財富經濟狀態(tài)

自1979年以來，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在全世界創(chuàng)造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和財富增長，也帶來了嚴重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以及階層固化等問題。

在收入不均方面，2020年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發(fā)布的《人類發(fā)展報告2019》顯示，1980年美國頂部10％人群的平均稅前收入是底部40％人群的11倍，2017年則達到27倍；而在歐洲，這一比例數字從10上升到了12。

根據世界不平等數據庫，1980年－2019年，美國收入最高1％人群的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例從10.5％上升至18.8％，同一時間段，印度這一比例從7.5％上升至21.7％。

財富集中的現象更為顯著。

1980年－2019年，美國最高1％財富人群所掌握的財富從23％上升至35％。印度這一比例自1980年到2012年從12％上升至31％。2020年7月，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演講中表示，世界上最富有的26個人擁有全球人口的一半財富，1980年－2016年，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占據了全球累計總收入增長的27％。

本文為《財經》雜志2021年6月21日出版

第615期的封面文章之一

縱觀全球，不論在比較成熟的發(fā)達國家如法國，或是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的智利，近年來都出現了比較大的社會震蕩，原因之一即在于收入財富差距增大和社會流動性下降。

科技所帶來的顛覆力量疊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加劇了已經嚴重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凸顯未來在全球范圍內推動包容性增長、弘揚共同富裕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后疫情時代，部分大型科技公司引領并塑造從線下到線上的轉型，也使其成為疫情的重要受益者。亞馬遜創(chuàng)始人杰夫·貝佐斯的財富在2020年增長超過64％，超過1800億美元，穩(wěn)居全球首富。

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財富集中的速度?！陡２妓埂方y(tǒng)計，2020年，全球2200多名億萬富豪的財富總額增加了1.9萬億美元，較2019年底平均增長20％。

從全球看中國，就收入不均的問題，中國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據顯示，國內基尼系數自2008年以來整體處在下降趨勢，但總體仍在0.46-0.47區(qū)間內。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超過0.4的經濟體會面臨收入差距引發(fā)社會動蕩的風險。

在財富不均上也存在著比較嚴峻的挑戰(zhàn)。根據2015年北京大學發(fā)布的《中國民生發(fā)展報告》，中國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

為了應對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這一全球面臨的共同難題，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將“推動共同富?！绷袨椤笆奈濉睍r期的重大任務。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多次講話中強調，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需要選出部分地區(qū)先行先試、作出示范”，最近政府決定支持浙江高質量發(fā)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qū)。

中國大力推動共同富裕，對中國經濟發(fā)展與社會和諧的行穩(wěn)致遠具有戰(zhàn)略意義，而且能為全球解決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問題提供中國經驗及方案。

面對未來全球大變局以及顛覆式科技所帶來的影響，拙文聚焦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依托三次分配的理論框架，在全球視野下對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經驗及教訓進行觀察與思考，并希望以“月球看地球”的俯視思維，探討共同富裕與包容性增長的可能解決方案。

一次分配：

使經濟增長更加包容及平衡

市場機制主導下的一次分配對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問題具有決定性影響。

影響收入與財富分配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治體制、政商關系、資源配置是否是市場主導、產業(yè)政策、教育普及水平、人口結構、經濟發(fā)展階段、基礎設施發(fā)展程度、科技帶來的顛覆、經濟的金融化及全球化、反壟斷以及弘揚公平競爭的機制等等。

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已敲響警鐘：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由于資本回報率通常顯著高于經濟增長率，貧富差距成為資本主義的內生現象。

有關一次分配與收入及財富不均的關系，中外學者做了大量研究，這里不再贅述。本文的這一部分希望聚焦可能有助于縮小一次分配帶來的收入差距的兩個變革：企業(yè)群體結構和企業(yè)價值取向。

從企業(yè)制度群體結構說起，筆者曾在1997年提出“企業(yè)制度群體結構”的理念，按企業(y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程度，將企業(yè)大致分為三類：家族型（A類）、現代企業(yè)制度型（B類）和國有型（C類）。其中，B類企業(yè)的特點是指實現了管理權和所有權分離的、股權分散并建立起現代企業(yè)制度的企業(yè)。

縱觀全球，重要的發(fā)達經濟體如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等，其企業(yè)制度群體結構基本是“A類+B類”的組合。這些發(fā)達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是誕生了一批超越家族所有與控制的、管理權與所有權分離的、具有一定全球競爭力和影響力的B類企業(yè)。

例如，美國不僅擁有IBM、通用電氣、通用汽車、花旗、可口可樂、寶潔等傳統(tǒng)B類企業(yè)，更有一批借助“大風流”創(chuàng)新所產生的、在全球發(fā)展中具有引領性和重要影響力的新一代B類企業(yè)，如谷歌、蘋果、臉譜等。德國有西門子、巴斯夫、拜耳等B類企業(yè)，日本有豐田、本田、索尼、松下等等。日本是東亞率先也是迄今為止唯一擁有一批B類企業(yè)的經濟體。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取得了巨大發(fā)展成就。從企業(yè)制度群體結構角度看，我們當今的企業(yè)群體結構是“A類+C類”的組合。

其中，C類國有企業(yè)在諸多行業(yè)占有主導地位甚至壟斷地位，國企對于國家經濟發(fā)展與社會穩(wěn)定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A類企業(yè)已經成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就業(yè)機會以及新就業(yè)機會創(chuàng)造的中堅力量。

長期看，我們可能需要加快打造一批B類企業(yè)，構建一個“A類+B類+C類”的企業(yè)制度群體結構，或許是深化中國經濟轉型、促進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之一。

關于這一問題的詳細討論，可以參照筆者《企業(yè)制度群體結構及優(yōu)化》一文。

在B類企業(yè)占主導的部分國家和地區(qū)，一次分配后企業(yè)高管和股東與普通員工之間收入差距仍然顯著。

比如，2019年，谷歌CEO桑達爾·皮查伊的薪金約為2.8億美元，而其雇員平均年薪為25.8萬美元，CEO個人薪酬是其企業(yè)員工平均工資的1085倍。根據彭博社2018年的一項統(tǒng)計，在上市公司中，美國CEO薪金與員工平均薪資的比率為265，英國為201，德國為136，日本為58。

有鑒于此，縮小收入差距，還需要企業(yè)在企業(yè)價值取向方面作出配套的變革。

全球企業(yè)價值取向方面各有不同。“股東至上”的企業(yè)價值觀曾經流行全球。在這種思維模式下，企業(yè)的目的是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

以美國為例，到2021年，美國約有6600家企業(yè)施行了員工持股計劃（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覆蓋1400萬員工，同時企業(yè)高管激勵計劃成為美國許多公司高管的標配。

其目標之一是形成員工、高管和股東利益共同體，使員工和高管可以更多地從股東利益出發(fā)來進行公司管理與經營，更好地為股東創(chuàng)造價值。

近年來，美國各界（包括商界及學界）對“股東至上”的價值觀進行了反思與批判。

比如，2019年，包括蘋果、亞馬遜等181家美國頂級公司的CEO在商業(yè)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上共同簽署了《公司宗旨宣言書》，宣布超越“股東至上”原則，轉而強調“為客戶創(chuàng)造價值” “投資員工” “支持工作的社區(qū)”，以及“保護環(huán)境”等，與繼續(xù)維護股東利益一起成為企業(yè)的五大價值目標。

這說明，美國企業(yè)家已經開始自覺地意識到自身的社會責任，美國企業(yè)的價值取向更加多元和包容。

日本企業(yè)的價值取向和美國堅持股東利益至上的企業(yè)價值取向形成了對比。日本與美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不同，日企普遍將員工、供應商、客戶等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然后才是股東利益。

以德國為代表的“萊茵資本主義”，也非常重視員工利益而不僅是股東利益。

上述兩種企業(yè)價值取向相比于以美國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的企業(yè)價值取向，相對中庸，比較平衡。CEO與員工薪酬比率也說明這一點，日本（58）、德 國（136）遠低于美（265）、英（201）。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企業(yè)重視社會目的和B類企業(yè)的誕生與發(fā)展兩個因素疊加，是日本在二戰(zhàn)以后經濟快速起飛并成為當時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又能同時實現全民中產階級與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企業(yè)重視社會目的和B類企業(yè)的誕生與發(fā)展兩個因素疊加，是日本在二戰(zhàn)以后經濟快速起飛并成為當時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又能同時實現全民中產階級與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條件。

面向未來，全球各經濟體的企業(yè)價值取向仍會各有不同，但企業(yè)價值取向的多元、平衡、包容以及重視社會功能這個發(fā)展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在當今全球大變局的新時代，社會矛盾尖銳，社會和政府對企業(yè)社會功能的期盼都達到了一個新高度。這要求企業(yè)從戰(zhàn)略的高度重新認識及界定新時代下的企業(yè)社會責任。

二次分配：

加大投入，并使調節(jié)更為主動聚焦、

公平公正、積極有效

政府主導的二次分配按照兼顧效率和公平的原則，側重公平，是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一收一支”進行的再分配。政府通過二次分配對一次分配中部分國家一次分配中產生的收入差距進行調節(jié)，是解決收入不均的一個重要手段。

在這方面，歐盟，尤其是北歐的高福利國家模式聞名全球，其特點在于通過比較完善而強有力的社會保障體系，有效改善收入分配不均，并保持了較好的社會流動性，實現了經濟發(fā)展與社會均衡發(fā)展。

首先，主要以基尼系數為參考，對比以下幾個國家一次以及二次分配對收入不均的影響。

對比主要國家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數可知，歐盟之中的北歐、西歐一些國家，其二次分配政策顯著降低了一次分配帶來的收入不均。

根據OECD最新數據統(tǒng)計，2018年，主要北歐國家在一次分配后收入差異顯著，基尼系數普遍在0.4以上，芬蘭超過0.5。二次分配后，這些國家的基尼系數大幅下降，約在0.26-0.27區(qū)間內，使其成為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幾個國家。

同時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北歐國家人均GDP一直保持較高水平，2019年，挪威人均GDP約為7萬美元，丹麥、瑞典、芬蘭人均GDP在4萬美元以上，都躋身于世界高收入國家，都實現了共同富裕，是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有別于美式新自由主義）的成功案例。

其次，2014年－2018年五年間，歐盟的社會保障支出總額和人均社會保障支出穩(wěn)定增長。2018年，社會保障總額達到3766億歐元，人均社保額度為8435歐元。社會保障約占GDP的28％。雖然歐盟內部存在經濟社會發(fā)展差異，但是總體上都保持了較高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也可能促進了社會流動性。世界經濟論壇2020年的《全球社會流動性報告》顯示，主要北歐國家（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的社會流動性高居全球榜首。在這份報告中，美國位列第27位。亞洲國家中，日本社會流動性最好，排名第15位。中國居于第45位。

福利國家模式自出現之始，對其批評之聲就不絕于耳。批評者認為，高福利可能會助長人們的懶惰、削弱競爭意識，同時增加財政負擔、阻礙經濟增長。

從貧富差距（基尼系數）、社會保障和公共財政支出及人均收入等指標分析來說， 西歐國家（北歐、法國、德國、瑞士等）通過強大而積極的二次分配確實解決了一次分配后基尼系數高的問題，有效保障了社會公平與社會流動性。西歐國家在促進社會和諧和實現包容性增長等方面，積攢了一些比較成功的實踐經驗。

毋庸置疑，西歐等發(fā)達國家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水平更為成熟，而中國還處在發(fā)展中國家階段。在這一方面，俄羅斯、巴西等發(fā)展中國家的情況更值得參考與對標。

從社會保障構成來看，教育、醫(yī)療和養(yǎng)老支出在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的社會保障支出的占比較大。

在教育領域，2017年中國公共教育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僅為3.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不僅與北歐國家有較大差距（6％以上），而且低于巴西（6.3％）、俄羅斯（4.7％）、 印度（3.8％）。

在醫(yī)療保障方面，2017年中國的經常性醫(yī)療支出占GDP的比例為5.2％，低于巴西（9.5％）、俄羅斯（5.3％），在全球主要國家中僅高于印度（3.5％）。截至2019年底，中國參加基本醫(yī)療保險人數超過13.5億人，參保率在95％以上，但是人均支出較低。根據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數據，2017年，中國的水平（841美元）不僅遠低于美國（10246美元），也低于巴西（1424美元）和俄羅斯（1404美元）。

在養(yǎng)老保障上，根據OECD的統(tǒng)計數據，在2015年-2016年度，巴西、俄羅斯的養(yǎng)老支出占GDP比重約為9.1％，甚至超過一些發(fā)達國家比如美國（4.9％）。中國這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為4.1％。

以上統(tǒng)計數據表明，現階段中國社會保障還有較大的提升和改進空間。尤其是對標于巴西、俄羅斯這些人均GDP和中國相近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在包括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失業(yè)救濟金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近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共同富裕，在“十四五”規(guī)劃中提出要“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jié)力度和精準性”。面向未來，我們需要強有力的、更為積極的二次分配，建立更為完善和公平的社保體系，使改革發(fā)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

在這一方面，西歐高福利國家的一些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包括金磚國家的一些做法，可能值得我們參考借鑒。

三次分配：

培育捐贈意識和公益慈善文化、

加強企業(yè)社會責任、弘揚社會創(chuàng)新

第三次分配是在個體自愿的基礎上，以公益和慈善的形式將部分財富用于支持公共事業(yè)，促進社會發(fā)展與和諧。

在這一方面，美國的捐贈、公益慈善文化所體現的博愛與慷慨精神和各類公益組織在其社會中的影響力在全球都是可圈可點的。

根據美國施惠基金會在2020年6月發(fā)布的《2020美國慈善捐贈報告》，2019年，美國慈善捐贈總額約4496.4億美元，占美國GDP的2.1％。

美國捐贈意識的形成，有其基督教傳統(tǒng)，包括遺產稅在內的制度設計、社會的宣傳鼓勵等各方面原因，這個問題的系統(tǒng)分析超越了本文的范疇。

毋庸置疑的是，公益慈善捐贈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公益慈善活動為美國緩解一次、二次分配之后的財富差距作出了重要貢獻。 2019年，美國的捐贈總額去除通脹因素后，排在其國內歷史上第二高。

從捐贈來源上看，個人捐贈是美國慈善捐贈的最大來源，2019年，個人捐贈總額共計3097億美元，占比約68.87％；其次為基金會捐贈，共計約757億美元；遺產捐贈約432億美元；企業(yè)捐贈約211億美元。

在美國，慈善捐贈已經成為跨越階層的普遍共識，70％－90％的美國家庭每年都有慈善捐款，平均每家捐款約2500美元，是西歐國家家庭的2倍－20倍。

2019年全年，中國共接收境內外款物捐贈1701.44億元，其中，內地接收款物捐贈共計1509.44億元，占GDP的0.15％。最大的捐贈來源為企業(yè)（61.71％），其次是個人（26.40％）、社會組織（5.75％）、事業(yè)單位和宗教場所（2.49％）、政府部門（1.67％）、群團組織（0.21％）、其他（1.77％）。

中美之間的差距明顯，美國的GDP約是中國的1.45倍，而慈善捐贈的總額約是中國的20倍。

根據《慈善紀事》發(fā)布的美國“慈善五十人”排行，2020年，美國捐贈總額排名前50位的慈善家共捐贈了247億美元，相較于2019年的158億美元，增幅達56％，主要用于氣候變化、疫情防控、救濟貧困及教育等領域的各類項目。

在疫情防控上，蓋茨基金會承諾在兩年左右的時間支出17.5億美元，用于支持病毒研究、治療以及疫苗研發(fā)。教育一直備受慈善捐贈的關注，2020年，美國50大慈善家共向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高校捐贈了約22億美元。

安德魯·卡耐基為美國企業(yè)家及富商帶來了“帶著巨富死去可恥”的觀念。

近年來，蓋茨和巴菲特在2010年發(fā)起“捐贈承諾”，倡議全美的億萬富翁至少將自己的一半財富捐給慈善機構。根據《福布斯》的統(tǒng)計，截至2021年1月，美國慈善富豪25強捐贈善款累計高達1490億美元。

面向未來，收入與財富不均等問題的解決不是政府、企業(yè)、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可以獨立做到的，共同富裕的目標需要政府、企業(yè)、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國際組織的通力合作，通過可以整合整個社會資源的社會創(chuàng)新來實現。

共同富裕之路的思考

縱觀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在過去40多年的發(fā)展，中美兩國在經濟發(fā)展及財富增長上引領全球，但這兩個經濟發(fā)展表現杰出的國家也都出現了非常嚴重的收入不均和財富分配不平的問題，在世界大的經濟體之中，從反映收入不均的基尼系數來看，中美兩國自2008年以來一直排行第二和第三，僅次于巴西。

綜上所述，前述觀察和思考可能對中國未來的共同富裕之路帶來如下啟示：

首先，中國在一次分配方面需要保持和加強經濟的持續(xù)與強勁增長，尤其是依靠創(chuàng)新及價值競爭（有別于價格競爭）創(chuàng)造更多的高附加值就業(yè)機會，并持續(xù)地誕生新生代的經濟顛覆力量，因為經濟強勁增長與源源不斷的造富是解決共同富裕的一個前提。

同時，未來的經濟發(fā)展與增長必須更為包容與平衡，這也是共同富裕的一個必要條件。為此，我們需要優(yōu)化中國的企業(yè)群體結構，聚焦打造一批B類企業(yè)。

同時在企業(yè)價值取向方面，中國企業(yè)需要更加寬泛、包容、平衡，超越“股東利益最大化”，考慮到更多利益相關體的利益。中國企業(yè)應該更加重視企業(yè)的社會責任與社會功能，并積極參與推動社會創(chuàng)新，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中堅力量。

新時代下的社會責任已經成為大型企業(yè)戰(zhàn)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科技顛覆以及疫情等元素的疊加影響，收入和財富不均問題加劇，僅僅靠一次分配上的調整肯定是不夠的。

面向未來，更為積極的、透明的、公平的再分配可能會流行全球，從這一點來講“社會主義”在全球的再次崛起可能是面向未來新時代發(fā)展的一大特點。

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社保體系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必要條件。目前中國與歐盟國家處在不同的發(fā)展階段，高福利社會不完全適合中國目前的情況。但是，歐盟在二次分配上沉淀的成功經驗，包括失敗的教訓，仍然值得我們參考。

另一方面，俄羅斯、巴西等發(fā)展中國家，人均GDP與中國相近。對比這些國家，中國在包括教育、醫(yī)療、養(yǎng)老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間。

未來，我們需要加大投入，通過更積極、強有力的、更為公平的二次分配，為解決一次分配帶來的收入和財富不均問題做出更好更大的貢獻。

在三次分配上，美國的捐贈、慈善和公益活動及廣大民眾參與的社會活動無疑是全球的一個典范。在這方面，包括美國眾多的基金會等公益組織及非政府組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發(fā)揮了積極向上作用，其展現的參與精神及慷慨精神都是可圈可點的。

由于信奉自由市場與資本主義，美國一次分配帶來的收入財富差距懸殊，在二次分配上投入也較少，這與西歐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相比存在較大的差距。但是美國在三次分配上所獨有的強大的慈善、捐贈和公益文化以及相對比較成熟的民間社會，對緩沖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確實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美國的有關第三次分配的系統(tǒng)解決方案（包括稅收，如遺產稅等制度設計）有助于培育富商及民眾的捐贈文化，鼓勵廣大民眾積極參與各種社團公益組織，聚焦社會問題的解決。美國的這些做法與探索可能值得我們思考與觀察。

面向未來，我們可以通過立體、全面的互學互鑒，以全球視野、長線思維來思考和探討我們國家的共同富裕之路。

在此基礎上，中國能夠進一步在全球大變局和自身發(fā)展新形勢下，以“大風流”創(chuàng)新來解決共同富裕及包容性增長這個世界性難題。

我們在共同富裕方面的探索與創(chuàng)新，不僅對于我們國家的經濟發(fā)展與繁榮、社會和諧與進步意義重大，而且可以為應對人類發(fā)展的重大挑戰(zhàn)貢獻源自中國的智慧與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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